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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山东人。至今律师执业十五余年,专注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曾为多名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护,最终使得数案件改判。擅长通过不同角度剖析案件、运用证据,锻造了严谨、扎实的辩护风格,辩护经验丰富。
   公正是法律的生命线,刑辩律师是国家推进司法公正征途中的筑路石子,是法治天平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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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案件事实的组织是辩护的重要手段【杨佰林】


           对案件事实的组织是辩护的一种重要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应当承认,在十个案子中,最终有九个是事实决定了案子的最后判决结果。案件事实最终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法庭,并影响到法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案件事实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

刑事辩护中,无论事实辩、还是程序辩,都离不开一个基本归宿,就是刑事律师对证据、对程序的运用,目的是为了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看法。除非案件事实和证据已经无懈可击,但这一情况毕竟是少数。

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看法的渠道有两个方面,司法机关的渠道与辩护律师的渠道,这两个渠道的载体主要地依赖于公安、经侦、纪检侦查收集的证据,辩护方虽说也有在后两个阶段收集证据的可能,但实践中做起来十分不容易,问题很多,风险很大。因此,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看法的载体主要地就是司法机关已经收集的证据。辩护律师要想用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来达到影响法官的目的,难度可想而知。

约定俗成地,人们一般认为,公、检、法的司法目的指向一致,做饭的、盛饭的、吃饭的,分别对应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三个机构,这一说法久为业界所知。希望通过最后的法庭审判程序改变前两道程序中已经认定的事实或部分改变,这就是刑事辩护律师要做的事情。虽然如此,近年来大举改革的刑事诉讼制度所取得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如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排除合同怀疑等,已经为刑事辩护打开了更加宽阔的空间。

经侦、纪检、检察院侦查案件、审查起诉,其角色与法院有一个不同之外,即从司法制度的设计上来讲,司法或诉讼要求法院是中立的,居中裁判,而侦查、公诉机关的角色主要地定位于打击犯罪。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在经过对案件的侦查和对事实证据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才作出逮捕、提起公诉的决定。在侦查终结和审查起诉结束时,已经把他们对案件事实的看法和主观观点,明白无误在表现在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之中了,在这一过程中,证明嫌疑人有罪、罪名成立是办案的主要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此,他们对案件事实的组织自会有其特点,并服务于证明有罪、罪名成立的这一目标。刑事律师的辩护职责所设定的目标与他们自然不同,为着实现辩护目标,辩护律师只能以不同于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的方法和角度,对案件事实重新进行组织,寻找无罪、罪轻的事实根据。这一过程,是寻找说服法官的方法的过程,也是寻找辩点、形成辩护思路的过程。

刑事律师对案件事实的组织就是根据案件事实发生、发展、方法、手段、原因、条件、市场环境、介入原因、结果等因素,寻找不同于侦查、审查起诉机关的、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组织案件事实的思路,以形成和确定辩护思路的过程,目的在于形成无罪、罪轻的辩护方向。当然,案件事实和证据均已无可争辩的案件另当别论。对于有的案件,尤其是经济犯罪案件,不断产生的新的市场运作模式、金融产品的变异、交易行为的替代升级等等环境因素,在客观上会给这一重新审视案件事实工作提出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例如,在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这类经济犯罪案件中,刑法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涉案财物必须是本单位所有或应当归本单位所有,但司法实践中,这两个罪与非罪的庭审要点正在不断地受到花样层出市场新变化的挑战,十分值得研究。利益的输送是否与职务有关,涉案财物是否应当归于行为人所在单位,这些方面的事实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样性,事实面貌的模糊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本单位并无经济利益损失,或利益的生成与行为人本人职务并无关联的情况下,事实认定就变得更加困难。法律虽然能对事实行为进行解读,但市场解读无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且通常而言,法律通常落后于市场实践。这就给刑事律师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组织案件事实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未完待续     二○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信息发布时间:2019-9-15 2:25:08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