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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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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及其应对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岳阳、汪玫瑰、刘远歌(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认罪认罚上诉案件因被告人违背了具结书而不同于一般上诉案件,故需进行针对性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认罪认罚是被告人的权利而非义务,与上诉权并不冲突,应将认罪认罚视为一种准法定从轻情节;从实践层面总结,被告人反悔上诉的深层原因涉及多方主体,检察机关应当发挥主导责任,多角度发力降低被告人不合理上诉率,进一步提高制度实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与上诉率有关的实践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一)释法说理工作不到位。认罪认罚制度实践中,有被告人以判决认定事实或程序错误为由上诉,说明被告人在判决前未真正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侧面反映出司法机关对认罪认罚的释法说理工作存在不足。如仅对犯罪嫌疑人关注的刑期进行必要说明,对审判程序、上诉后果等问题解释不足,嫌疑人未充分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导致上诉几率增加。

  (二)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有待提高。根据《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实践中,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多为检察机关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的案件,相比之下,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案件上诉率则明显降低,可见检察机关是否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上诉率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被告人技术性上诉。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不受限制的上诉权,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虽已签署具结书,但这一行为与其上诉权并不冲突,在现有法律体系中,违背具结书并不会对被告人产生实质的不利影响。部分被告人在上诉期临近期满时突袭上诉,导致部分案件因时间紧迫使检察机关缺少抗诉的可能性。

  (四)被告人留所服刑意图明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4条第2款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实践中,有部分被告人上诉后又撤回,系因剩余刑期较短不想下监,欲通过上诉拖延时间以实现留所服刑目的。部分被告人在庭审或上诉书中直接表明其欲留所服刑的真实目的。为达到留所服刑目的而采取的技术性上诉,本质在于被告人表面不服判决、实则对判决罪名及刑罚本身无所谓,只是因为想选择执行刑罚场所而提出上诉,降低了刑事上诉制度的价值功用。

  (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形式化。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没有辩护人的,应当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实践中,部分值班律师因缺乏主动阅卷、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源动力,对案件事实证据缺乏深入了解,仅就程序性问题和认罪认罚相关规定提供咨询,导致律师见证签署具结书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具结的结果缺乏信服度,以上诉方式进行“验证”。

  检察机关应发挥主导责任,采取以下应对之策:

  (一)主动作为,全流程深入开展认罪认罚释法说理工作。针对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存在疑虑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驻所检察室在看守所播放宣传片,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普及认罪认罚的含义及制度“红利”,并可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增强制度宣传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驻所检察的作用,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启动释法说理工作,主动与在押人员谈话,帮助其充分了解制度并自愿适用,促使其尽早认罪认罚,形成稳定的认罪态度。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充分发挥检察主导责任,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补强证据,全面还原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积极向嫌疑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除了释明量刑建议外,也应当就认定事实、个案具体情形以及建议法院适用程序进行充分说明。在释法说理过程中,可适当进行证据开示,让嫌疑人知晓检察机关据以定罪的重要证据,引导其主动认罪、积极协商。此外,检察机关释法说理还须重视对认罪认罚反悔后果的释明,明确告知适用认罪认罚至审理期间恶意反悔和宣判后恶意上诉的法律后果,有效杜绝反悔及恶意上诉情况的发生。

  (二)双向发力,内外联动提高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比率。推进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减少检法机关量刑与判决刑期差距,是化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心理预期错位而产生上诉的最直接有效方式。一则,检察机关内部需要统一标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要主动学习量刑规则,熟练掌握常见犯罪量刑标准和法律依据,通过专题学习加强交流,化解不同承办人之间的认识差异。对类案判决进行分析研判,把握量刑尺度和裁判规律,探索建立量刑建议计算表、量刑建议数据库等工具,借助统计学方式总结经验,逐步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在案件中精准适用确定刑。二则,要加强检法沟通协调,统一量刑基准,就常见罪名统一主刑、附加刑、缓刑适用量刑标准,达成共识,扩大确定量刑适用案件范围,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与承办法官交流沟通,必要时可依法调整量刑建议。

  (三)完善配套,多维度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工作对于保证嫌疑人认罪的真实性、自愿性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协调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加强经费保障、补充人员等方式增加值班律师覆盖率,细化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和方式;同时要充分保障值班律师执业权利,律师接待部门要保障值班律师正常行使阅卷权,承办检察官则应主动介绍案情及主要证据情况,并引导律师告知嫌疑人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件认定的具体问题,使律师更好参与到认罪认罚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性法律帮助。

  (四)强化监督,综合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探索同步抗诉制度,根据最高检的要求,针对法院采纳从宽确定刑建议或在幅度低限判处刑罚后,部分被告人又无正当理由上诉,有意利用程序、滥用程序达到自己目的的案件,应当同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应提高对同步抗诉的重要性认识,在工作中及时树立典型抗诉案例,发挥正面引导和警示作用;就被告人突袭上诉现象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的案件,总结办案模式、提高办理效率,逐步实现即时提出抗诉;通过与法院沟通协调,加快文书流转程序,以有效应对被告人的突袭上诉。

 

信息发布时间:2020-6-21 19:48:19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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