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成为专办刑事案件律师

第1则

-我们还应该有理想吗-

现实里的法庭上，也许对方不会给到律师那么大的发挥空间。

这位律师所担忧的困境和现象，当然存在。但是今后也许会越来越少。

 从2015年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到刑事辩护全覆盖扩大试点范围，律师能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说得上话”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某位知名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演讲的时候，台下的一位学生问到：“现在的影视审核制度这么严格，你们在创作过程中如何结合艺术创作和过审？”  

这位知名导演只回答到：起码现在，你脑子里不应该有审核的这条线。

现实固然是有一些禁锢的，不如想象中的完美。但是带着脚镣跳舞就会更好吗？倒也不见得。

乐观的来看，现在的司法环境，如果律师给出的是专业的法律意见，公、检、法会愿意倾听律师的声音。参与过庭立方课程的很多律师也有过这样的反馈，用了更专业、更合理的表达和技巧以后，法律意见更容易得到尊重了。这至少证明，系统内还是有很多人是愿意听到律师的声音的。

至于那些还不愿意听律师好好说话的人，或者不愿意尊重律师表达专业意见的地方，光明终有一天会到达那里，而这也是我们这次相聚的意义，先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提升起来，终能在不经意间带来些改变。

第2则

-刑事律师存在的意义-

杜培武案件，是大多数刑事律师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典型的冤案。

在这起具有典型意义的冤案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公诉人员对已有的非法证据视而不见，审判人员在法庭上叫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

如果，侦查人员依法办案，刑讯逼供就不会发生；如果公诉人员依法办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审判人员依法办案，所谓“故意杀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监督的功能——侦查人员根据主观需要不择手段，公诉人根据设定的罪名取舍证据，审判者根据“有罪推定”的需要决定采信与否。有人甚至评论到，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故事。美国建国者们在筹建联邦政府的时候，有过一次讨论：政府是拥有包括暴力系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个人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个人是松散且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税收财富的，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和制衡，个人难免遇到一些问题。

在杜培武案件中，公、检、法集体“司法腐败”，只有律师站在了对立面，为杜培武作辩护。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公、检、法系统的法律人都是兢兢业业的，他们在岗位上依法办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我们总不能寄希望出于人性和职业的道德自觉，而应该寄希望于一个合理的制衡制度的保障。 

在司法制度中，律师的力量便是这种制衡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时，在面对鲜活的生命时，相信会更加的亲尽全力。他们将成为这种制衡制度中坚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