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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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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案件定性及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


合同欺诈和经济纠纷的定义和处理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这不仅是诈骗犯罪和民事欺诈的外观相似,而且各执法机构的处理方法不同,因此类似情况的结果有时会有很大差异,有时会成为“司法瓶颈”。

合同欺诈是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民法上的问题,界限似乎很明确,但实际上很难明确两种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的行为者应该以签订或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别人的财产,金额大,有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纠纷的当事人都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由于客观原因和其他情况不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因此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两者的关键是行为者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实践中,当事人确实在合同签订中有欺诈手段,在合同履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不是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而是为了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资金不足、周转困难等,不应该在合同欺诈中讨论。 其次,合同欺诈的行为者和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合同履行的态度不同。 前者是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没有履行能力,不实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只履行少量约定义务,目的是骗取更多的财产。 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诚意和积极行为。 再次,合同欺诈行为者和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分不同。 前者经常把骗取的财产用于个人生活而不是生产经营,浪费不能归还财产,后者一般把财产用于合同约定事项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也有改变用途的情况,但不应该一律视为合同欺诈行为。

由于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经常交叉,这种案件的定性也更困难,主要涉及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欺诈手段出现在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中,不能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案件定性。

二、是不能履行合同的原因很难明确,不能据此得出推断行为人有罪的结论。

三、不具备或完全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是行为人不能直接认定有罪。

四、是很难知道行为者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及什么时候发生了犯罪意图。

律师认为,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的签订、履行,无价格占有别人的财产。 民事欺诈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通过欺诈的方法谋取非法利益的。 因此,在没有等价报酬的情况下是否占有别人的财产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学者提出边界分合同纠纷和合同欺诈的标准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意味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高,达到了危害社会共同体生存、必须给予刑法处罚的程度的“质”和“量”的违法性。 “量”的违法性,不仅意味着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的欺诈行为是违法的,而且行为侵害的法益很重要,如果危害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应该给予刑法处罚。 “质”的违法性是指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欺骗行为的违法内容危及社会共同体的生存,达到了应该处罚的程度。

正确区分经济纠纷和合同欺诈时,必须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加以区别和判断:

第一,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占有别人财产的意图。 我国刑法属于以合同诈骗罪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市场秩序罪,合同诈骗罪侵害的法益除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外还有别人的财产权,其罪构成要件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也是盗窃罪、诈骗罪

第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什么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非法占有。 刑法列举的一些行为是合同欺诈案件中常用的方式,该行为只能作为案件解决、处理、审查中的相关线索,不能直接证明或推断行为人有罪,除了证明行为人实施了上述行为以外,

第三,在合同欺诈事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蕴藏在心里,难以被证实,行为人经常辩解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为了证实行为人的行为目的、主观意图,需要收集更多的客观证据,根据需要

第四,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发生时间是正确合理的。 要判断行为者涉嫌诈骗罪犯罪,必须明确发生犯罪意图的时间。 否则,恐怕事实不清楚。 到了应该处罚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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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时间:2020-12-1 14:58:01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