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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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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再生证据问题【杨佰林】


再生证据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后,尤其是在案发后,行为人或家属为掩盖罪行、混淆行为性质、逃避法律追究而进行的反侦查活动所形成的新证据,再生证据是相对于原生证据而言的。

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一般都不是即时发生的犯罪,而通常表现为一个过程,案发前后也会有一个酝酿期,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掩盖罪行就容易产生再生证据。同时,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都是“智能化犯罪”,利用熟知行业窍门、熟知业务流程、了解业务漏洞的技能专长,在实施犯罪后再为实施行为添加、注入正常的业务因素和市场因素,以此消化、削弱表现形式上的犯罪因素,此类反侦查的做法相对普遍,容易产生再生证据。再生证据的刑事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如同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加大案件侦破的难度,也可能会为侦查破案提供犯罪线索,弄巧成拙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侦查机关加速锁定犯罪的有力工具,会成为固定犯罪事实的最佳证据。交叉讯()问多名涉案人员、核对言词证据上的矛盾之外,核对行为细节,核对交易流程上的细节、调查业务知情人、调取证据等是侦查机关侦破再生证据的一般手段。

再生证据发生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的比例相对较高:

   攻守同盟、串供等行为会制造再生证据。这类行为不仅会形成新的证据,也会使参与人涉嫌伪证、掩饰、隐瞒类等刑事罪名,刑事风险巨大,并且,一般情况下,类似的攻守同盟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起作用的比较稀少。

“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掩饰行为,过去通常不去做、也不怎么正规的会议记录、决议、会计账簿、会计资料等一反常态地变得正规起来,与此前形成对比,则可能在昭示着有什么事发生了,或在掩饰什么内情,从而引起注意。

  补借条、补收条、归还现金等等,这类行为一旦败露,通常会表明此前收受贿赂事实的存在,会直接成为锁定犯罪的证据。

   突击融投资、突击还款、新的处置资产行为、选择性兑现等等行为,不仅会揭示资金的去向或风险的转移、风险转嫁,还可能成为佐证犯罪主观方面的有罪证据。发生的情形不同,这一部分证据可能并不属于再生证据,而属于整个犯罪原生证据的一部分。

  再生证据是经侦部门侦破案件的一个重点,一个切入点,发现、收集到再生证据就会意味着案件的侦破。再生证据的突破点包括:细节不一致、矛盾无法解释、日期、数量、时间空间、人员范围、程序、正常做法、违反常理等等,除“此地无银”情形外,“画蛇添足”、细节失真、有悖常理、过于正常等都可能成为“露马脚”的破绽,俗话说的“说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用在刑事案件中十分贴切。不仅如此,而且要面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谋略、讯问策略和政策攻心,很多犯罪嫌疑人、证人在刚开始到案时的对抗心理和心理防线,会随着辩解的不成立和自相矛盾,会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不能自圆其说,而相继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再生证据也有有利的一面,即可能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方面,这是由经济犯罪对经济行为的随附性因素决定的,如行为实施完毕后,双方在交涉、谈判过程中,为解决已经发生的资金窟窿或损失问题,可能会对事件或项目重新作出安排,签订新的协议,达成解决纠纷的替代方案或还款计划或作出一定的担保方案等,只要不违反法律,这类行为应当属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法律上应当是有效的,特别是,如果该方案或计划又得到了部分履行或部分兑现的情况下,就会有效地削弱涉案行为上的刑事违法性,会给侦查机关定性立案造成相对大的障碍,甚至会改变整个案件的走向。

   引用一个案例:某A公司车辆管理员沈某利用负责该公司废旧车辆处理及牌照额度出售的职务便利,侵吞废旧车辆及牌照额度出售款48万余元。20133月,A公司纪委有所察觉后,沈某央求焦化公司负责人仇某为其出具上述款项尚未由焦化公司支付到A公司账户的虚假证明,同时将48万元交给仇某,让其通过焦化公司汇入A公司账户。仇某一一照办。讯问时,沈某对上述贪污事实拒不承认,仇某也咬定确实是其没有及时把交易款项支付给焦化公司。在讯问陷入僵局时,侦查人员发现一个细节:仇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日期是20121212日,而该《情况说明》提交至该公司纪委的时间却是20133月。侦查人员对仇某指出,按照常理,仇某完全没有必要将一份延期付款说明在手头放置三四个月之久,并向其指明伪证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很快,仇某交代了其帮助沈某作伪证的事实。仇某出具的假证明也成为指证沈某贪污罪的再生证据。


信息发布时间:2020-12-23 22:15: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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