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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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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证言在经济犯罪中扮演特殊的重要角色【杨佰林】


除书证外,如果案件也缺乏被告人认罪口供时,其他言词证据就是认定犯罪的重要支撑了,证人证言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狠角色。笔者曾在某地办理一起国土局贪污案时,当地法院的一领导休庭时当面说的一句“好人死在证人手里”,即使这些年过去了,这句话仍时时回响在耳边。

先探讨一个观点,有观点认为单独靠证人证言不能定案。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没有口供,但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一样可以定案,这其中当然包括证人证言。其次,刑事案件中的直击目击证人,他当庭作出的目击证言,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在欧美刑案中,目击证人的证言是定案的重要依据,甚至可以成为唯一证据。围绕保护目击证人、污点证人的影片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再次,证人证言不是单独作证,而是辅助以其他在案书证、物证,共同完成作证,形成所谓“相互印证”。

与“目击”证人不同的是,此处探讨的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中的证人无法目击到“犯罪”,他们多是周围知情人、参与人、同事或合作相对方,他们可以见证到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经济犯罪中的载体行为,是犯罪行为所依附的具体经济行为,犯罪行为混同在经济运营行为之中,经济犯罪的“隐秘性、随附性”决定了即使专业的经侦部门也需要对经济行为事实进行甄别后才能判断,证人直接见证到犯罪本质的情形会十分少见。

控方证人不能接触,这是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因为风险十分巨大,如果一定要接触,也要先在书面经得公诉机关的同意之后,并在做好周到的自我保护之后,才能进行。尽管法律给出了可以接触控方证人的条件,但笔者还是认为放弃为好。

证人不出庭,是目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证据裁判原则贯彻与否的最大障碍之一。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不出庭问题,在我国司法界已经纠结了很多年,呼吁了很多年,但收效甚微,也难说有什么进步,目前的规定就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可见,这一规定是限定了条件的,就是“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如果法院认为没有必要,那么证人就可以不出庭了。律师申请证人出庭的案件中,实践中得到准许的是少数,这就使得很多主要是依赖证人证言指控犯罪的案件进入了一条单行道,只有前行。限定这一条件,实质上就是直接否定了刑事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

证人不出庭的案件,相继的一幕就演化为公诉人宣读证人证言的场面,照本宣科,读完再说这份证言证明了什么事实,请求法庭质证。证人不出庭,实质上已经不是证人本人在作证,而是法庭上宣读的那份纸面证言在作证,这是不是属于概念偷换,值得研究;这份证言是否是证人客观、公正的陈述也无从考究;证言与在案其他证据矛盾的致命软肋也就没有机会揭穿。无论辩护律师提出什么样的质证意见,缺乏交叉盘问这一被视为西方法庭刑事审判精髓的“淬火”,缺乏庭审中真刀实枪的检验,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就只能剩下走过场的表演成分了。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审判的基石原则之一,是指一切涉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和作证,都必须本人亲自到庭(任何人不能例外,包括总统),亲自向法庭亲口告诉,并接受法庭、律师的当庭询问,询问以交叉的方式进行,并要进行多轮,陪审团参与整个庭审过程,由他们在观看了交叉盘问后,以通常的社会民众的观点决定该位证人的证言是否可信。因此,一位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可以延续数天甚至十数天,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目前在我国的刑事法庭上是无法想象的。

          


信息发布时间:2020-12-24 17:40:07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