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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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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能拯救印度的要么是洛克菲勒,要么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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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1_05_06_589797_s.shtml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印度疫情大爆发的惨剧震惊了世界:医院和火葬场排满了人群。但到处缺医少药,甚至连氧气都缺。火葬场竟然连木柴都告罄。大量的病人死在医院门口,死在出租车上、救护车上。救护车的职能已经从救治病人变为转送尸体。许多病人还没有断气,就为了早占个位置而送到火葬场,说是人间地狱也不为过。

这一次被震惊的西方对印度也毫不客气,除了指出病毒变异的因素外,直指这是总理莫迪一手制造的人祸。在莫迪的决策下,大量的疫苗用于援助,以和中国竞争“疫苗外交”。为了胜选,大规模地举行各种选举集会,而且多数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迎合民众,对宗教节日放行,不计其数的人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密集地聚在一起。所以说,西式民主会害死人绝不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西方把责任归到莫迪一个人,归结到民粹主义是不公平的,是故意歪曲焦点。莫迪和特朗普一样,都是制度的产物,都是在制度下实施自己的理念。

印度疫情大爆发,中国医学界早就预测到了。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主任早在2020年就说最怕的是非洲和印度。如果这两个地方爆发疫情,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我是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对比的,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同样对印度爆发这样的疫情毫不感到意外。其实,凡是去过印度的,不管什么立场,只要是事实求是,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曾经去过印度、被认为是“自由派”人士的茅于轼先生曾这样点评:“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西式)民主,但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可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就是要饭的,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西式)民主,但这个(西式)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却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据全球饥饿指数)2012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茅于轼先生还谈到印度的司法:“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许多一级谋杀案,证人都已死亡,依然处于等待之中。许多企业则在等待中破产。

一直以来,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贪污、缺乏效率以及没有公信力的困扰。一名律师说:“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制度,这个国家只活在拥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过20年的旧案不下600宗。

无独有偶,曾在冷战后提出“历史的终结”一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如此点评印度的民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像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

今天的印度,有全球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世行报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更高达三分之一(2010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穷人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负担而不会是红利。

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张维为教授有一次和我谈起他在印度的经历:“我讲课的时候竟然停了两次电。”

此外,印度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和男女不平等。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被称为“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

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无时无刻的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印度的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印度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

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当然也有人认为印度人很穷(没有电,也饿着肚子)但很幸福。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茅于轼和福山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印度所谓的民主。印度是前英国殖民地,独立后就全盘移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但为什么印度的英国式民主怎么就如此糟糕呢?

除了非西方文明这个因素外,同样重要的是印度违反了两个西方社会成功发展的规律。

一是印度没有发生革命,就直接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的发展路径不是这样的。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都是先发生了革命,摧毁了前现代制度存在的土壤和条件,才迎来新制度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包括男女平等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厘清了(世俗化)。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改变了。

在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但种姓制度存在的基础大体都在。一纸法律怎么能够取代革命呢?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号称印度宪法之父。印度独立后出任首届司法部长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了印度的第一部宪法。但他属于贱民,一起争取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也支持等级种姓制度,他无法被印度精英所接受。最后不得不率领百万贱民放弃印度教信仰,改信平等的佛教。他的命运都无法改变,更何况普通人。这或许也是印度IT行业特别兴盛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是一个新行业,对贱民没有限制。

由于印度的主要宗教印度教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未能向西方一样进行宗教改革,因此也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比如由于种姓制度禁止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工作或从事一样的工作,这就限制了工业化的发展。要想在同一个地方招聘到大量的员工难度往往很高。

这一次印度疫情大爆发,除了选举因素外,则和印度教教徒大规模庆祝重大节日大壶节有关。甚至民众相信圣牛的牛尿可以对抗新冠病毒。

客观而言,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宗教都有其黑暗的一面。西方曾经长达一千年陷入愚昧和黑暗的中世纪,就要拜基督教所赐。但基督教在民主制度产生之前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使之更加适合一个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可这一幕没有发生在印度教身上。等到印度建立起民主制度,政治人物出于对选票的需要,更不敢得罪九亿五千万印度教选民。

所以尽管形式上从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加上几十年的演变,歧视也确实有所缓解,但依然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因为根据印度教教义,谁要违反种姓制度,将永世不得超生。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为婆罗门,邪恶行为则能令他堕为首陀罗、贱民甚至畜类——现实中,不用等到来世,只要破坏种姓制度就被直接降为贱民。没有种姓制度,印度教也就不复存在。这和基督教的上天堂的诱惑和地狱审判的威慑效果是同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西方获得教育、身为律师的圣雄甘地,也公开声明不能废除种姓制度。

所以在印度,有形式上的西方民主,但没有平等的人权。一个等级森严、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呢?

同时也由于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因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还只有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同样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简而言之,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成功崛起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经历工业化的。工业化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还使一个国家实现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分工、技术爆炸、都市化、新阶层的诞生、现代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的发展、学习机会的扩大;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减弱;人与人之间乡村牧歌式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增加。没有工业化,一个国家就仍然会停留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状态中,不管它名义上是什么制度。

今天的印度由于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其不过是一个挂着现代招牌的前现代国家而已。

中国之所以今天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连续革命:辛亥革命从政治制度上终结了数千年的王朝体制,共和理念也深入人心。随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解决了土地问题、平等问题,把中国复兴的障碍彻底清除掉。这种对整体利益的大调整,除了革命,其他手段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甚至用大炮对付投降的反对派,包括普通民众(即炮决),但仍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人类历史也同样表明,这一时期一旦过去,就几乎无法再补课。现在的印度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重新进行一场革命。

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凡是:凡是搞西方民主成功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才实行的大众普选民主,选票是社会演进的最后一步。凡是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大众普选制度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

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

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这种模式不但造成的代价极为高昂,而且往往令一个国家无法真正发展。今天的印度就是如此。

那么印度还有未来吗?谁能拯救印度?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其名著《国家的常识》一书中提到印度这样一个细节:当一辆汽车陷在泥里的时候,上层种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层种姓却出去推车。于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愤怒了,大喊道:“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约翰·D·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

应该说,道理都明白,只是印度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时机。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将不攻自破。这一次疫情大爆发,也应该令美国明白,印度不但帮不了它,而且还会成为负担。本来美国召集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一起生产疫苗和中国进行竞争,结果不但印度无法再向世界提供疫苗,还需要美国等向它进行援助。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有关意大利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队友是意大利,你一定会输掉战争。


信息发布时间:2021-5-7 10:11:32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