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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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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合法性”和“客观性”确立审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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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至刚

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与信息法学院教授、司法鉴定中心主任

  “从构筑证据体系、确立审查重点和以鉴定需求为引领三个维度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称“电诈犯罪”)集团境外窝点的打击力度增大,一些涉案人员相继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这类案件的增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挑战。

  从证据材料组成结构看,除了物证、书证和言词证据外,电子数据是电诈犯罪案件办理中的核心证据形态。这类电子数据主要有两类来源:一类是内容数据,如保存在涉案人员电脑、手机中的非公开文件、电子邮件和社交软件中的聊天记录等,这类数据一般是从涉案人员的作案设备中获取;另一类为路径数据,即通过查明涉案信息数据的传输路径以确定能够识别用户身份的“元数据”,这类数据一般是从涉案信息所经过的数据池、数据管道中获取。由于来源特殊、分布散乱且体量较大,如何对这些证据材料尤其是电子数据进行审查认定,科学构建起证据体系成为司法实践的一道难题。最高检第十八批指导性案例中“张凯闵等52人电信网络诈骗案(检例第67号)”(下称“检例第67号”)的办理,从构筑证据体系、确立审查重点和以鉴定需求为引领三个维度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围绕“人”和“事”两主轴建立拓扑关联

  “检例第67号”中,办案人员紧紧围绕被追诉人和案件事实这两个要素建立主轴,并围绕两个主轴建立拓扑关联,构筑起全案证据体系。

第一,人的要素。迥异于传统案件办理,电诈犯罪横跨虚拟和物理两个空间,侦查取证往往沿循着“案(案件事实)→机(作案电脑或手机)→人(作案电脑或手机的使用者)”这样一个逻辑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搭建“案→机”这个环节的证据桥梁比较容易,但“机→人”这个环节的证据桥梁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尽管在现场人机一并被查获,但并不能排除这台电脑(手机)在被查获人接手前由其他人员使用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建立“机→人”之间的对应性?如何确定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的同一性?这是在证据运用层面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依赖被追诉人口供来证明,那么一旦出现“零口供”或被追诉人翻供的情况,证据桥梁就将断裂。“检例第67号”较好地采用补强证据规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案检察官在被追诉人稳定供述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出入境记录”等书证,“返乡订票记录单”、Skype账户登录信息等电子数据,同案人员供述等证人证言,非常扎实地对被追诉人的口供进行了补强,有效解决了“机→人”的证据认定问题,从而稳固搭建起“案→机→人”的证据桥梁。

  第二,事的要素。在电诈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害人分布散乱且人数众多,加之犯罪金额多为小额单笔,这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尤其是犯罪金额带来了较大困难。“检例第67号”中,办案人员紧紧围绕电话卡和银行卡来佐证案件事实:用电话卡证明“人员流”“信息流”;用银行卡证明“资金流”;两卡结合辅助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客户通知书等证据材料证明电诈犯罪组织→被害人→犯罪事实(后果)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严密的证据链条。

同时,由于电诈犯罪是一种典型的链条型犯罪,每个涉案人员在案件中所处环节和所起作用不同,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如何运用证据证明诸如被追诉人参与时间、行为方式、有无犯意联络等问题,对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检例第67号”中,办案人员以查明“行为轨迹”为主线,综合运用网络电话的通话记录、Skype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辅助以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佐证,准确查明了涉案人员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区别出主犯和从犯,对本案作出了公正处理。

  围绕“合法性”和“客观性”两属性确立审查重点 

  “检例第67号”中,检察官通过对证据材料合法性和客观性的全面细致审查后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引导补充侦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筑牢了全案的证据基础。

  第一,合法性。一般而言,谈及刑事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时,往往是从取证主体、取证程序和证据形式三个角度着手,而对于境外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合法性审查上则更为复杂。“检例第67号”中,办案人员对相关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审查从几个问题层面递进:首先,审查证据材料在形式上是否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解决材料形式合法性问题;其次,通过审查相关条约、司法协助协议等证据材料解决境外执法人员的取证在我国的“适法性”问题;再次,对移交程序进行审查,解决证据保管链的完整性问题。此外,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也对其是否按照规定经过了公正和认证等法定程序进行了审查。这种细致全面的审查,保障了境外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语境中的可采性。

  第二,客观性。就其属性而言,电子数据属于实物证据的一种,因此从证据客观性的形式要件看,它是客观存在的。但电子数据又是一种特殊的实物证据,它在生成、提取、流传、运用等环节都存在伪造或毁损的可能性,这种特性使得除了要从电子数据本身判断其客观性,还需要根据其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与相关证据的联系以及与全部犯罪事实的关系,多方面判断电子数据的客观性。综合域外及我国相关立法规定来看,当前对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审查主要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进行。在形式上,主要审查以下方面:一是电子数据的生成、传输和存储的硬件及软件系统是否可靠,系统运行是否正常,传输和存储是否有加密等安全措施;二是电子数据的制作主体、制作方法以及制作方法是否可靠;三是电子数据的内容是否完整,有无人为增加、删除或篡改。在内容上,一般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来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客观性。“检例第67号”中,在形式客观性审查上,检察官一方面审查存储介质,另一方面以“无污损鉴定”的技术标准对电子数据的提取、保管、流转等过程进行审查。在内容客观性审查上,检察官一方面审查在案言词证据能否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不同电子数据间能否相互印证,另一方面通过言词证据、书证、物证等证据呈现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通过电话卡、银行卡、言词证据等建立起电子数据与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的关联性。这种体系性解决方案极具借鉴意义。

  围绕“原始性”和“完整性”两标准明确鉴定需求 

  原始性和完整性是保障电子数据客观性的前提,“检例第67号”中的“无污损鉴定”实际上就是围绕电子数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展开。可以说,正是办案检察官对鉴定工作的重视,使得本案中涉案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都得到了增强,从而保证了诉讼的顺利推进。

  第一,原始性。电子数据具有易篡改、易湮灭、隐蔽性强等特点,从而导致它的原始性很容易受到损坏,因此,在利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证明某个待证事实过程中,如何证明其原始性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案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发现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意见”的起始基准时间晚于犯罪嫌疑人归案时间11个小时,不能排除此期间电子数据被污损的可能性,因此通过补充侦查实现了鉴定起始基准时间与抓获犯罪嫌疑人并起获涉案设备时间的一致性,从而保障了电子数据的原始性。

  第二,完整性。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不仅是指对涉案电子数据无遗漏、无毁损的提取,还包括对电子数据进行的“全面提取”。众所周知,计算机的软件、硬件环境会影响、改变电子数据的形态。“检例第67号”中有一个细节,即检察人员会同侦查人员共赴鉴定机构向技术专家咨询,从而知悉电子数据“无污损鉴定”的具体要求,明确了提取、固定电子数据的范围、程序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从而为鉴定工作提供了合格检材,保障了鉴定工作顺利进行。这种做法极具启示意义:电子数据的完整提取作为一种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取证行为,在缺乏技术专家指导的情况下,一般侦查人员很难实现对复杂电子数据的完整取证,如果能够在侦查取证阶段及时向鉴定专家咨询,了解电子数据的鉴定标准和检材需求,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取证预案,从而更准确、更高效地实现完整取证。

  此外,电子数据的勘验和鉴定是两种不同的诉讼行为:勘验是由侦查人员依法进行的取证工作,鉴定是鉴定人运用专门工具和专门知识所进行的检验分析工作,两项工作的主体不同、目的不同,不能将二者混淆。“检例第67号”中,检察官及时纠正了将《司法鉴定书》代替《勘验笔录》的做法,从而避免了产生“以鉴代勘”的质疑,进而保障了取证程序和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对此值得称赞。

信息发布时间:2022-1-29 11:09:27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