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 〔职务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一）本罪法定量刑标准：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注：上述标准系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九条修正后的最新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职务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鉴于立案追诉标准已经修改，故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确定的起点调整为3万元，不再适用参照上述司法解释贪污罪、受贿罪相对应数额标准规定2倍确定数额起点的方式。而数额巨大确定的起点仍可参照受贿罪相对应数额标准规定5倍来确定，即数额巨大起点仍可以适用100万元。3、本罪数额特别巨大标准：暂无，现有司法解释未更新，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九条修订了原《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的条文，新增第三档法定刑，并增设了罚金刑。
| | | 第二百七十一条 【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第二百七十一条 【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
《刑法》条文虽然被修改了，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却迟迟未出台，这导致司法实践对“数额特别巨大”型职务侵占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一。【裁判案例1】张X鹏职务侵占罪刑事二审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烟台中院认为，张X鹏侵占公司财产数额为1356.87万元人民币，犯罪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二审维持原判，主要理由是：如适用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应认定张X鹏犯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其主刑，即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如适用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鉴于该条款已规定了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且张某鹏职务侵占的犯罪数额已远超过“数额巨大”的标准十多倍，应认定其犯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幅度内确定其主刑，即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故，原审法院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的刑法对张X鹏定罪量刑正确，符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裁判要旨】宝安区法院认为，杨某豪的职务侵占金额高达500余万，远超其他财产类型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但由于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对于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本院仍认定本案职务侵占的金额为“数额巨大”，但在量刑时将对本案的犯罪金额予以充分考虑。考虑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等判处被告人杨某豪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案例解析】上述两个裁判案例分别以超过本罪“数额巨大”的标准十多倍和超其他财产类型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为由，间接认定为新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并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确定量刑起点。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处罚被告人的刑法规范必须明确无疑，无明确司法解释时必须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不能让被告人承担规范不明的恶果。当无明确司法解释时，若无充分、合理的理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更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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