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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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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认识论与价值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杨佰林】


发布时间:2023-12-18 18:26:46 来源: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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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证据是一切诉讼的基础一样,证据也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刑辩功底和一切刑辩工具的运用事实上都离不开证据,掌握一点认识论理论对于刑事辩护中的证据辩护和事实构建是有帮助的。

对证据和证据功能的探讨,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认识论理论基础问题,证据在诉讼证明中的功能究竟是以“法律真实”为目标,还是以“客观真实”“查明真相”为目标,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一争论至今无定论,随之还衍生出了“客观真实”与“程序真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一系列概念,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论问题是难以有解的,因为,这些观点均是从不同出发点出发,选择的是不同的价值,无法殊途同归。“事实”为例,在刑事诉讼中就有“案件事实”“犯罪事实”“裁判事实”“待证事实”“证据事实”“程序事实”“实体事实”等概念,这些概念有重叠有交叉,功能和含义各不相同,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完整地涵盖全部“事实”的要素和意义。与“法律真实”和 “客观真实”相对应的,诉讼证明的目的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诉讼证明是为了客观真实的重现,一种是诉讼证明是通过法律事实构建来达到对客观真实的最大还原,这又称为“摹写”说与“建构”说,还称之为“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客观真实观点是指诉讼证明的目标在于发现事实真相,使犯罪事实重现于法庭;法律真实说的主要观点是诉讼证明只能是以查明属实的证据作为证明的手段,遵从诉讼证明的规则,使案件事实转化为裁判事实并作出认定,以实现“证据裁判”

法律真实说相当于“建构说”,它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人们对一起犯罪事实的调查及所能获取的证据是有限的,因为案件事实是依据案发后收集起来的证据来复现在先发生的犯罪事实,客观上只能做到部分还原而无法做到全部重现,认为全部还原客观真实的做法与实际不相符,不现实。其二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原理,即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只能是无限接近,刑事侦查对犯罪真相的追查也是如此。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至今无定论,在争论中另一学术观点近年被引入了论战,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开辟了新的视界,这就是价值论。价值论认为诉讼证明活动具有双重性,既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选择过程,它要体现立法者的意志,符合法的规律性[ 见阮方民、封利强《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浙江大学报2002年第5期,并见卞建林《证据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8月第1版 第38页。]。卞建林教授认为,将认识论和价值论共同确立为证据法的基本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认为认识论和价值论分别服务于诉讼证明的两个目的,即真实发现和价值选择,真实发现即客观真实并非诉讼证明的唯一目标。陈瑞华教授认为,现代证据法学的核心问题应当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方式和手段的正当性问题,它们必须建立在程序正义理论的基础上。

价值说可以很好地解决证据和诉讼证明的功能之争,诉讼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和裁判犯罪,这须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前提,因此证据制度、证据规则设立的目标就是为查明真相而设计的,真实发现也就自然成为诉讼证明的目标,这一观点没有错,但目前而言已经不充分,因为随着法治理念的进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过去仅是一被审理判刑的对象客体,重新被赋予了刑事诉讼主体之一地位,犯罪人虽然要被判刑,但他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法律保障,他有权得到公正的刑事判决,这是我国加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中明确提到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禁止刑讯逼供、禁止非法取证、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我国是在199710月签署加入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的。

因此可以说,价值论的引入事实上来源于上述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法律真实及程序正义是该公约中的应有之义,其着重点并不是如何打击犯罪如何发现犯罪事实真相,而是侧重于强调对犯罪人人权的保护,否定了为了实现客观真实、发现犯罪事实真相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获取证据的做法。

客观真实(发现真相)和法律真实(程序正义)两者一起,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目标、证据功能的理论基础,与法律真实相对应的就是价值论与建构说,真相发现仅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手段之一,法律真实是客观真实的重要补充,两者难分伯仲。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D.宝贝乐斯所言:“与纯科学不同,法律并非旨在真理,全部为了真理,除真理之外别无他求,那样不仅代价太高,而且真理有时与解决纠纷的目的无关”。

不惜一切代价来调查事实真相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全部价值,这一认识正在逐步成为法律界的共识。就客观性上而言,以案发后收集证据来再现在先发生的犯罪事实这一做法本身,决定了对犯罪事实的真相发现,无法全部还原,而只能做到大部分还原或基本还原。甚至有观点认为,法律及其证据规则没有完全的能力解决有罪无罪的问题,但这又走向了虚无,走上了另一极端。司法实践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情形就是事实真相最终也无法查明、真伪不明的案件出现,事实存疑、证据存疑、疑罪如何解决就成为诉讼最终不能避开的问题,因为即使真伪不明,司法也不能放弃裁判职责,此时,价值选择就是不得已的选择,价值论成为真实发现、成为客观真实的必要补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刑事诉讼在程序和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多个层面设计了众多规则,提供了解决渠道,以追求司法公正为终极目标来实现司法的基本职能,即人们只能选择以已经发现、收集来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证明犯罪事实,以证据以基础来重构犯罪事实的做法,这就是证据运用及刑事证明的建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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