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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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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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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罪是否构罪不应只以符合“法条”为理由【杨佰林】


发布时间:2024-1-18 11:08:25 来源: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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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法条对于某罪名的规定,是以类行为具有普通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但在经济犯罪司法实践中,有的罪名却出现了一种抛开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属性,专以法条做为定罪依据的异化现象。以骗取贷款罪为例: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存在的问题:其一、这一罪名中的“欺骗手段”可以被任意作扩张或限制性适用。在笔者辩护的某案件中,即使举出同等情形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而办案机关仍然照判不误,他们的做法就是照搬法条,指称使用了法条中规定的“欺骗手段”,而对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却避而不谈。其二,欺骗手段本身有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但办案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地混淆,如请教他们是如何认定涉案中的欺骗手段是“诈骗”而非“欺诈”,如何从“欺诈”上升到“诈骗”的理由,多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给正面回应。

案例检索中可以发现,骗取贷款罪判例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只要银行不能收回贷款的,只要有这一事实存在,且,只要案件中用使用“欺骗手段”的情节,不论轻重,多被判罪名成立。

该种做法的实质,是用“不能收回贷款”来作为“使用欺骗手段”的注脚,这是本未倒置的做法,其不是用犯罪的本质来审查,不是用“使用欺骗手段”导致“不能收回贷款”结果的正常顺序来审查,而是只以结果论,其求罪求刑的有罪办案倾向比较明显。市场经济环境中贷款收不回来的客观原因往往是多重的,客观上即使“使用了欺骗手段”,也不一定是导致贷款不能收回的主要原因,但办案机关往往视而不见,挑选式地取舍事实,挑选式地选择证据。更有甚者,此类案件中即使提供了足额担保,但只要其中手续或报表上有不实成份,也多会被以犯罪论处。这使骗取贷款罪这一罪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让企业主们闻之色变的融资杀手。

案例:被告人甲为开发房地产,以其开办的A实业公司购买设备的名义贷款2000万元,取得贷款后,将贷款用于B公司开发商品房.改变了贷款用途。被告人逾期未还款。贷款银行刑事报案后,侦查机关对甲以贷款诈骗罪立案侦查。事后查明.贷款资料有假,但甲提供其拥有使用权、价值3000万元的土地作担保。甲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像这一案例,如按刑法来理解,案情是明了的,但类似的案情,可以在判例中找出完全不同两种认定的判决结果。其“贷款资料有假”在合同纠纷、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三种程序中,可以被任意解释,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可以混同使用。

因此,刑法法条中使用的“欺骗手段”,语焉不详,留的空间过大,是造成目前贷款类刑事案件中法律适用混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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