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侦查的重心在于查证与甄别，而非侦破案件【杨佰林】

1.经济犯罪案件中，仅有案件事实并不代表有犯罪事实，同时，只有案件事实的存在，也并不能等同主观上的故意、动机、目的，这与普通刑案存在明显的差别。

案发前的案件事实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经济纠纷、行政违法、经济犯罪。但究竟属于哪一种，是需要办案机关的甄别和查证。其中，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决定性因素，如明确地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的，应当归入经济犯罪；如存在前置性行政违法案件，情节不严重以行政处罚手段就能处置的，应当归入行政违法案件。难点在于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之间，其中往往存在着许多性质不易分清的刑民交叉案件。多年以来存在的公安插手经济案件的问题多与此类案件界限不清、法律标准不易把握有关。

分清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侦查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已经掌握到一定的事实、证据和线索，但举报人举报的是否属于经济犯罪，仅靠举报人的举报材料是不够的，办案机关还要通过立案审查和初查环节进一步调查核实，进行分析判断，以确定是否“认为有犯罪事实”。这一分析判决过程即立案前审查，它属于一种甄别性工作。普通刑案中虽然也有立案审查环节，但对大多数普通刑案而言，是否属于犯罪一般是不需要甄别的，因其行为事实本身通常已经能够揭示其“犯罪性”。而经济犯罪的侦查特点类似于“查证”，首先，大量经济犯罪是从案发前市场经济行为中分离出来的，从曾经的市场经济纠纷转化为经济犯罪是个复杂的过程，除有结果事实外，还须有主观构成要件事实，但经济犯罪的主观方面通常是以推定来完成的。其次，经济犯罪随附于市场经济行为，在许多时候是同一过程、同一模式、同一主体、同一内容，唯因结果事实不符合相对方的心理预期而致纷争，然后再演化到刑事举报，而导致财产结果的市场因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对同一市场经济行为，不同的利益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即使是在法律判决中，同一经济行为得出刑事民事不同裁判的案例也大量存在。再次，侦查机关的甄别往往是在定性主导下进行的，主观性的成分居多，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在侦查过程中无法不让还原事实面目的过程打上人为的痕迹，相反的是，普通刑案则基本上是按事实本来面目去认识的。

侦查伊始，普通刑案的事实和证据通常是侦查的归宿，获得了证据查明了事实，侦查便可终结。而经济犯罪中，证据多表现为经营过程中的文件、决议、合同、财务信息、资金流向等，它们本是经营过程的载体，并且是公开的，随附于案发前的项目、公司运营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刑事案发之前即已存在，并不存在“发现”问题，仅存在如何认识、如何“甄别”的问题。因此，侦查主要是为了查证犯罪，是为了证明其是犯罪而非经济纠纷而展开的，查证重点在于查明“为什么做、如何做”，在立案定性的引导下，这些证据材料就会被赋上不同色彩，由原先民事性质的证据资料转化为刑事证据资料。

按立案定性确定的方向进行“查证”犯罪，“甄别”证据，这一过程站在打击犯罪角度与站在嫌疑人人权的角度，结论会有不同；即使对同一经济行为，站在举报前双方合作角度与站在刑事举报角度，解说内容和看法也会不同。除此之外，普通刑案中只要有犯罪事实存在，就可认定主观上的故意，甚至无需专门证明，而在经济犯罪中，主观上却需要推定的运用，只有事实存在并不能认定主观上成立，这一主观推定的做法，与查证犯罪、甄别事实、甄别证据在套路上是一致的，它们相辅相成。

2.犯罪线索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普通刑事案件中，一条线索就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在经济犯罪中一条线索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普通刑案的证据解决的是犯罪事实与犯罪人之间的联系，而经济犯罪中事实与行为人之间的联系却是早已公开的，无需侦查就能建立的联系。

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查获犯罪线索意义非凡，查获重要的犯罪线索意味着案件的告破。而在经济犯罪案件中，线索起不到决定案件告破与否的作用，而可能仅会起到明确某一情节事实的作用，或者为侦查工作指向另一事实的指向作用，仅查明“人”与“事”是不够的，还必须查明“为什么做、如何做”这一核心问题，这通常与有无犯罪线索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