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犯罪为视角看待市场经济行为的片面侦查思维【杨佰林】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作为我国的犯罪指控机关，其追诉犯罪的职能和职业习惯决定了其动力定型，即对于侦控犯罪具有天然的有罪追查倾向。当然也不否认没有犯罪嫌疑的案件也不会到司法机关那里去，但如果反映到经济犯罪中，就可能忽视经济犯罪是从市场交易、经营、融资等市场行为转化而来的这一重要特点，进而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容易按职业的习惯去对待。反映在侦查过程中就是侧重于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和事实的收集，对无罪、罪轻证据和事实则重视不足，在案件初查和立案环节，侦查围绕着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方向和范围展开，如果遇有与立案方向不符的因素，或对立案定性不利的证据和事实，侦查机关可能会绕过，不去直面面对，甚至即使取得了此类证据材料也会装订入侦查卷。负责审查起诉工作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往往也会将审查案卷的重心放在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和事实上，在捕诉合一的案件中，公诉机关提前介入，直接对证据收集范围和侦查方向提出检察院的意见，来引导侦查取证，其有罪的倾向就更加明显。如犯罪嫌疑人在多次供述中，前面几次不供认，不承认犯罪，仅有其中一次或两次是认罪的供述，那么有罪供述的这一份或两份笔录就成为案件的有罪证据，无罪的供述和辩解往往不被重视，既不去调查，也不去核实，无罪辩解的理由多被忽略。公安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院在起诉意见中往往只记录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不予认罪的供述和辩解却选择忽略或一笔带过。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于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难以在案卷中体现，甚至无罪供述不一同放入诉讼卷，而只能由律师申请调取，同与《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的规定明显不符。

（经济犯罪律师、经济犯罪辩护、刑事律师、刑事辩护律师、侦查思维）

此外，针对事出有因的违约行为，只要办案机关发现存在“欺诈”情节的，不论大小，不问该“欺诈”程度高低，不区别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片面地对“欺诈”进行提升和拔高，按合同诈骗罪进行处理，大量的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就经常会遇到此种情形。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联合开发某房地产项目期间，甲公司下属的丙公司需要贷款3000万元，甲公司出具书面函件委托乙公司担保，乙公司接受了这一要求，为丙公司贷款向银行提供了担保。后来，甲乙两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因利润分配发生争议。在3000万元贷款到期时，丙公司未能还款。乙公司要求甲公司还款，甲公司不予理会。贷款银行就此民事起诉担保人乙公司，乙公司被判承担连带责任，乙公司到公安机关举报甲公司合同诈骗罪。该类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举报人的主要理由就是将函请提供贷款的行为举报为“诱骗”，而甲公司经营中存在的弄虚作假情节的经营手段和内容则被举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在乙公司同意做担保与甲公司的“欺诈”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类案件在具体案件层面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刑事举报人起初向银行提供担保时，促使举报人做出同意担保决定的情形还未到来，而是举报人的一种预期，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多是市场意义上的实际判断，在当时当地是符合双方真实意思和预期的；而促使举报人咬定当初同意担保是被“诱骗”的情形却已经到来，也即提供担保的乙公司当初的预期和判断破产，期望的情形没有出现，在本案中就是双方在利润分配上发生纠纷，乙公司感觉到预期落空。

此类案件的同意担保，与民事上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这种同意担保的预期实际上是市场才能决定的内容，不是法律所能决定的，更不应属于刑事法所能管辖的范围。除非有一种情形可以考虑诈骗，即有证据证明是被举报人（如本案的甲公司）故意使乙公司的预期和判断不发生，如甲公司在贷款到手后，故意让贷款所涉及的利益实现局面不发生，或进行利益转移等。毫无疑问，在有的诈骗案件中，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发生纠纷后，提供担保的乙公司是以此倒推，要求经侦部门对自己同意做担保是因为被“诱骗”而刑事立案，在因果关系顺序上这是错误的。因为，造成乙公司“陷入错误认识”的不是“虚构事实”中的“事实”，而是乙公司自己的判断或预期，这种判断和预期的产生也不是因为甲方有虚构事实，恰恰相反，甲方没有虚构，而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设想的市场前景，最后同意担保主要还是因为乙公司自己的预期。另外，乙公司也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因为乙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非基于甲公司虚构的某一事实，实质上应是乙公司自己市场投资决策上的失误。如果乙方担保的贷款与甲乙双方的房地产合作经营不存在直接关系，则能够对甲公司提出刑事指控的佐证就更少。同时，造成乙方预期不能实现的原因不排除有甲方的某种误导，但更多的却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市场多种因素所致，其中应当分清主次因素，不分主次因素，就会导致合同纠纷被作为合同诈骗犯罪立案的发生。总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经侦部门对待此类案件时需要首先甄别的内容，其一，如因果关系混乱，或故意混淆因果顺序，就容易因果关系倒置，把本属贷款纠纷的案件作为犯罪追诉；其二，由于初查、立案定性的需要，就容易把民事上的欺诈无限放大，作扩张解释进而上升为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