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存疑”是重要的刑事辩护工具【杨佰林】

刑事诉讼的核心就是证据裁判，“证据存疑”“事实存疑”是犯罪事实重构不可或缺的基础手段，将存疑的部分从构件中除去。在刑事诉讼中，遇到证据事实不清、查明证据困难或需要过高的司法成本时，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能够节省司法资源，司法会将刑罚权的一部分让渡给被告人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此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相关事实不再作认定，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1.对证据提出合理怀疑，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提出的怀疑以具有合理性为基准，不要求是确定性的怀疑。因为如果是确定性的怀疑，那就不需要怀疑了并且其本身也不再属于怀疑了；第二，该合理性怀疑以达到无法排除这一最低程度为既足。

2.提出合理怀疑，不要求一并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当然如果有相关证据的可以一并提出。一般而言，只要合理怀疑达到了法庭不能排除的程度即可。

3.如果由存疑证据还可以得出其他结论，只要结论不具唯一性，还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即可。

4.只要能佐证证据之间的矛盾、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被排除，事实不清，事实没有查明，事实不确实不确定即可。

合理怀疑之“合理”，一般是指所提出的怀疑是符合常识的、符合逻辑推理的、非猜测性的、符合法律一般原则并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与在案事实存在矛盾且不能排除的怀疑理由。

在刑事辩护中，运用合理怀疑，还有一项重要的刑事制度，即必须加上“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一起使用，即在真假参半、真假不明、事实难以断定的情况下，必须按“疑罪从无”原则向着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方向作出认定和处理，证据存疑的，对证据不得采信；事实存疑的，对事实不得认定。

民事诉讼中的“盖然性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是不被允许的，也是被禁止适用的。“法官内心确信”是刑事审判中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一内容，但在任何刑事认定和裁判过程中，都会存在“法官内心确信”的运用，程度高低不同而已。“法官内心确信”必须是在遵从“疑罪从无”“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运用。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法官内心确信”中是否有“盖然性原则”的因素或影子，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5.证据存疑运用中的问题还包括以下方面：

证据本身没有查明，包括证据来源、形式、取证程序、证明内容没有查明或者成为证据的“证据形成事实”没有查明，亦或者存疑证据所对应的案件事实没有查明。绕过证据本身是否已经查明的基础问题，而去验证离得很远的事实证明或证据印证问题，这是“视左右而言他”蒙混过关的做法，笔者就曾在案件中遇到过，虽当庭极力要求先查明证据的形成过程，但法官置若罔闻。另外，法庭是否“接招”，是否当庭作出回应，也十分重要。因为不作回应或即使回应最后也不了了之的现象，在实践中也大量存在。

6.“证据存疑”的法律处理原则：

“证据存疑”对应的结果就是“证据不足”，证据不足的，在侦查阶段应当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要作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

在“排除合理怀疑”加入到《刑事诉讼法》之前，“证据存疑”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就已经有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下面是一起口供存疑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

某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认定，犯罪嫌疑人郭某以铁路施工损坏其房屋为由，于2010年12月16日19时许，前去某铁路在大石镇石观村“拱嘴洞”“大方田”的建筑工地处，用火柴点火将铁路建筑队堆放在该处的20件土工格栅点燃，损失价值25000元。但本案存在以下疑问：一是公安机关根据走访中了解到郭某的道德品行差，有对铁路施工方不满的言行，故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审讯后，获取了郭某的有罪供述。在审查起诉中，郭某推翻了原作的有罪供述，辩称其原有罪供述系公安办案人员诱供。二是因公安机关未对现场进行勘查，无法确定该次火灾究竟是自燃还是人为点燃，同时也没有收集到郭某实施放火行为后遗留的相关物证和痕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某到现场实施了放火行为。三是案发后，公安机关没有对火灾进行事故鉴定，明确火灾产生的引燃物质、起火部位、过火面积等，故无法与郭某供述的实施放火行为的经过相互印证。综上，证明郭某实施放火行为的证据就只有他自己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口供存疑，证据不足，遂对其作存疑不起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