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应在刑事判决中添加社会危害性的认定章节【杨佰林】

把一名被告人提到法庭上接受刑事审判时，就意味着其行为及行为结果已被初步认定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此法律负有义务告诉被告人，是因为他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具有社会危害性才接受刑事审判的。

行为结果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普通刑案和经济犯罪中是有显著不同的，这是一个表面浅显却利害关系重大的问题，是经济犯罪刑事审判中的一笔“糊涂账”。普通刑案中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具有一致性，具有共性，大部分不证自明，比如故意伤害与抢劫，在一地属于犯罪的，在其他地方也属于犯罪，不会存在区域差异，但在经济犯罪中并非如此，经济犯罪个案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裁处标准会存在很大差异，而为什么会存在差别，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当事人也难以信服，因此，经济犯罪中的“社会危害性”纳入刑事证明范围，对“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有实践意义。

在普通刑案中辩护方很少会提出社会危害性的辩护意见，那是因为诉讼各方对社会危害性问题均无异议，对于不证明也无意见。但是，经济犯罪个案中“财产结果事实”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却迥然不同，在得到证明之前，不能想当然，而应当作为经济犯罪判罚中的首要证明内容，司法机关不能因为被告方没有提出，就把该问题搁置不提。检索我国目前经济犯罪判决案例，文书中很少能见到论及“社会危害性”如何认定的。在普通刑案中社会危害性可以不提及，而经济犯罪被告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仅对特定被害人才有危害性，他有权利知道，因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关乎罪刑法定原则，依照该原则，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社会危害性与个体危害性显然是两个概念，不能替代。

经济犯罪司法实践中，对个案受害人造成危害性的案件，却未必对社会整体具有社会危害性。对经济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性忽略不提的做法，与经济犯罪中另一错误做法相关：包括办案机关在内的受害一方，习惯性将财产损失后果直接等同于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在财产后果事实与犯罪结果事实之间直接画等号，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惯性做法，这是不正确的。

普通刑案中如果拿掉犯罪后果事实这一要件，其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仍能构成犯罪，即预备犯和中止犯等。而经济犯罪则不同，试想，如果拿掉财产后果事实，对经济犯罪案件还能进行刑事评价吗？答案是否定的。由此，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刑案的社会危害性，在刑事审判中应当释明，应当单独完成刑事证明，如果辩护方就社会危害性提出辩护意见的，公诉方就应当履行其证明责任，法院就应当审查这一证明责任是否已经完成。但依笔者观察，上述问题即便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办案机关通常也不予回应，因为在他们的工作安排中可能原本就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