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凭纪检经历 传授对抗组织“经验”

    据新华社23日消息，福建省龙岩市纪委22日对两起严重干扰、妨碍纪律审查问题进行了通报，龙岩连城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林仁辉及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罗奎金受到查处。

    龙岩市纪委的通报称，林仁辉身为中共党员，在市纪委调查连城县公安局原政委林负功等人严重违纪案件过程中，向可能涉案的时任连城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庆祯提供案件调查信息、分析案情、打听重要证人作证情况、订立攻守同盟，以及帮助林庆祯与证人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进行串供，严重妨碍案件调查。

    龙岩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经查，罗奎金在得知时任市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赖玉民可能涉嫌违纪问题将被组织审查时，凭借自己曾任市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的经历，自诩有对抗组织审查的“经验”，多次通过面谈和电话交谈等方式，向赖玉民传授对抗、阻挠、干扰纪律审查的“方法”，导致赖玉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公然对抗组织审查。此外，罗奎金还以其在市纪委“有人”，可以帮忙“捞人”为幌子，涉嫌诈骗当事人家属巨额钱财。

今年9月，龙岩市纪委对罗奎金进行立案审查，市公安局新罗分局给予立案侦查，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罗奎金批准逮捕。

龙岩市纪委的通报指出，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林仁辉、罗奎金身为共产党员，尤其还是从事政法、法律工作的共产党员，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违反政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或职业身份影响，严重干扰、妨碍纪律审查，影响恶劣。

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8月，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5名山西官员被“双开”的通报。其中，涉及山西省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的通报中提到，董洪运“在组织审查期间，采取欺骗、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对抗组织调查，性质恶劣”。自去年9月份以来，官员违纪通报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

记者梳理后发现，组织审查的案例中，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例如刚刚落马不久的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有些还有更极端的行为。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认为的‘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案发前与公检法系统亲属研究对策

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也越来越频繁。

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介绍，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有下属主动要求替领导“分忧”

据了解，在“反四风”调查中，也有很多对抗调查的案例，找人说情、提前串词、编造谎言等等。一位长期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表示，“调查‘四风’问题时没法采取强制手段，很容易走漏消息。一旦走漏消息，就很可能出现串供等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

中国电信集团电渠中心总经理杨青峰被通报存在违规公款购卡、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规招标、对抗组织调查问题。在调查期间，杨青峰到处找人说情，多次组织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谎言、连环造假，对抗调查。

前段时间，贵州省黔西县纪委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智明等12人违规收受卫生院土特产问题进行调查，谈话时却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没有收，那些土特产是我们请卫生院代买的……”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特别是重要证据的发现，刘智明等人最终承认了收受土特产的违纪行为。

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据《法制晚报》记者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有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其中落马的“大老虎”数量较多，有13人为省部级官员。

今年2月，辽宁省纪委对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其中提到，宋景春“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对抗组织调查”。这是今年首例在通报中出现“对抗组织调查”表述。

据《法制晚报》记者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共出现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在全部554条通告中仅占6.5%，但下半年以来这一表述的出现率明显上升。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仅有5例，另30起均是集中在今年下半年。仅12月份就有7名对抗组织调查的官员落马。12月3日，据山西省纪委消息，中共山西省纪委对山西省第十届省委委员、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向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转移、隐匿大量赃款赃物，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被依法双开。

今年2月，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光辉强调，“要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作为审查重点，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

近4成是省部级官员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与组织对抗的落马官员中，“大老虎”的数量“可观”，35人中有13人为省部级官员，占近4成。其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建一均在此行列。此外，正厅级官员占31%、副厅级占到26%。

今年7月，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他的通报中提到，“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

此外，据记者梳理盘点，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中，以中央部委、国企的大老虎最多，有6名。而两广、福建地区也出现较多案例，广东人数最多，为5人。

今年7月21日，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经查，钟世坚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干预案件查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等。此外，通报特别提到，钟世坚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

（综合新华社、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