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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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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经济犯罪辩护网】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为什么要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如何防止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

◆是否会出现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同罪不同罚的现象?

◆犯罪嫌疑人可对“认罪认罚”反悔

据全国人大官网消息,9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了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西安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解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坦白从宽”这项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做法。“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坦白从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这次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项改革,就是在总结以往适用坦白从宽政策基础上把它具体化、制度化的举措。”

他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以保障司法公正为前提条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在办理程序上适当从简,在实体处理上适当从宽,使原来坦白从宽的政策更具有操作性和规范化。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沈亮解释,坦白从宽、宽严相济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近年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坦白从宽做了具体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个案的坦白从宽做了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针对认罪案件的规定有简易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年前授权试点的速裁程序,也都是针对认罪认罚轻微案件所设计的诉讼程序,来达到刑事审判繁简分流的目的。这些规定相对比较零散,坦白从宽、宽严相济、繁简分流,需要在公正和效率相统一的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做出一些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

他指出,目前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持续增长,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突出。据统计,2013年全国法院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953976件,涉案人数1158609人。2014年有1023017件,涉案1184562人。2015年是1099205件,人数是1232695人。沈亮指出,连续三年全国刑事案件数量基本上都是100万件,涉案人数100多万人。其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每年占80%以上,去年为83%。“如果所有的案件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我们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也没有那个必要。”

因此,根据被告人认罪与否、案件的难易、刑罚的轻重等情况,在程序上繁简分流,简单、轻微的案件快办,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精办,是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及时惩治犯罪,及时修复社会关系,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

沈亮指出,在总结刑事司法实践经验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的研究沟通,就认罪认罚制度的改革试点方案形成了一致意见,这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他进一步解释:“这项改革我们认为是有利于鼓励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真诚悔罪认罚,积极改过自新,有利于及时查明犯罪事实,准确、有效惩处犯罪,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化和瓦解犯罪分子,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也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探索繁简分流的多层次诉讼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沈亮透露,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是从保障人权和确保司法公正角度,对下面几类案件是不适用的,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属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一种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他们的代理人和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第三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构成犯罪,以及有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这几种情况例外。”

认罪认罚案件在司法程序上可从简处理,对于基层法院所管辖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进行审判。对于基层法院管辖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当中,被告人对程序适用提出异议的,或者有其他不宜简化审理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除了司法程序的简化,认罪认罚案件在实体上可以依法从宽处罚,检察机关根据犯罪事实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认罚的情况可以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在做出判决时一般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是如果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否认指控犯罪事实,或者指控的罪名跟人民法院审理的罪名不一致,以及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除外。”沈亮解释。

同时,他强调,第一,所谓“依法从宽”是依照刑法规定从宽处罚,而不是法外的从宽、突破法律规定的从宽,更不是无限的从宽。第二点,所谓“可以从宽”,是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综合考量做出的决定,并非指一律从宽。

 

如何防止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

万春指出,在该项政策的试点中将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止出现司法不公和权钱交易腐败问题:

第一,要坚持证明标准。“我们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没有降低法定的证明犯罪的标准。”万春解释,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仍然必须按照法定证明标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全面审查案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证据关和程序关。只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在案证据有矛盾,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充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仍然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第二,要规范诉讼程序。首先,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要向其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

第三,要加强监督制约。公检法三机关要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办案质量。首先,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作用,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中,要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发现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取证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同时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不得将其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其次,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仍有提出复议、提请复核的权利。再者,人民法院对于是否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证明和量刑建议具有最终裁定权,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或者否定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指控的罪名与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证审判的情形,法院有权不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可以建议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检察院不予调整或者调整后被告人、辩护人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最后,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如果认为确有错误的,仍然可以依法提出抗诉,人民法院也可以自行启动再审程序加以纠错。

第四,要强化责任追究。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权钱交易、放纵犯罪等滥用职权、徇情枉法的情形,如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总之,通过各个诉讼环节的程序上的制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一旦发生问题以后的严格的责任追究,来防止‘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万春指出。

                

是否会出现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同罪不同罚的现象?

“认罪认罚从宽不是无边的从宽,它的前提是必须适用刑法对于各个具体罪名的规定,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下进行从宽,所以不会有严重突破法律的情况发生。”万春回答道,“另外,为了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我们还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里包括在程序上提出的要求,也包括将来要进一步完善量刑指南,使得在适用从宽幅度上能够有更加明确、具体的依据,所以不用担心发生很明显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沈亮对此补充道:“认罪认罚这项改革试点主要还是体现在程序方面,比如现在认罪认罚程序从简,它可以用速裁程序,可以用简易程序,还可以适用普通程序,主要体现在程序上的差异。在具体审理中,有被告人自愿供认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这些主要更多体现在程序方面。它的从宽主要是在法律的幅度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对类似案件,在其他非试点地方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也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酌情考虑的。”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案件的范围,沈亮解释,认罪认罚从宽与刑法第67条所规定的“自首从宽”一样,是指可以从宽,并不是一律从宽。他指出,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并没有限定某一类案件可以适用、某一类案件不可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一样,没有特定的案件范围限制。

“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被告人量刑主要是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来考虑的,认罪认罚案件也要遵循刑法量刑的基本原则,结合被告人认罪认罚具体情况来决定刑罚。”沈亮说,办理任何刑事案件都必须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认罪认罚案件也不例外。因此,认罪认罚案件也必须要确保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片面地从严”和“一味地从宽”这两种错误倾向。

同时,他透露,如果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认罪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必须依法严惩。“另外,什么时候实施的问题,这次人大常委会授权以后,我们将会同高检和有关部门尽快抓紧制定实施方案,争取尽快出台实施。”

 

犯罪嫌疑人可对“认罪认罚”反悔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嫌疑人被迫认罪这些不合法或者不公平的现象?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万春表示,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必须要确保他的认罪认罚是自愿的。对侦查过程中是否自愿认罪,他的取证过程是否合法,有没有刑讯逼供这类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作为重点的审查内容。

同样,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在法庭上仍然是要向被告人告知诉讼权利,明确他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同时重点审查他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过程的合法性。如果在侦查过程中通过刑讯逼供这类的手段造成认罪的,一是要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认罪的供述是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使用的。

万春表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进行认罪认罚。之前认罪认罚事后又反悔的,这也是他的权利,他反悔的话,如果在反悔以后,在确实明确了自己到底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明确了认罪认罚的后果以后,又重新做了认罪认罚供述的话,还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如果他反悔以后,不再认罪认罚,就进入普通程序处理。同样,在认罪认罚案件判决后,犯罪嫌疑人认为他受到了错误的引导,或者基于错误认识认罪认罚的,也可以提出上诉。

 

重大立功不起诉适用于“特殊案件”

  此外,试点中还包括一项内容:对符合标准的案件,如果嫌疑人构成重大立功,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而且在侦查阶段可以撤案。

  沈亮对此解释说,这主要是借鉴了国外的司法实践的经验,主要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有特别重大立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外交、国家安全、反恐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对于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这类特殊案件,检察机关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可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检察机关也可以经过最高检的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的数罪中一项或者多项犯罪提起公诉,但必须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他还进一步介绍说,试点方案强调刑事被害人的有效参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将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要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保障被害人尽早获得损害赔偿和心理安抚,有效地减轻诉累,及时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

  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没有赔礼道歉、没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的,未能与被害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的,在考虑如何从宽时要有区别。

 

信息发布时间:2016-9-4 6:35:55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