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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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关注的法律新闻可能是终于画上一个句号的聂树斌案。聂树斌家人收到河北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268万元国家赔偿和聂家人“不会申诉”意味着对中国司法影响深远的聂树斌案将就此收尾(尽管还可能会有相关的追责程序 |
| 昨日，最受关注的法律新闻可能是终于画上一个句号的聂树斌案。聂树斌家人收到河北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268万元国家赔偿和聂家人“不会申诉”意味着对中国司法影响深远的聂树斌案将就此收尾(尽管还可能会有相关的追责程序继续进行)。268万元的国家赔偿不算多，但13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却创下了国内冤案赔偿的纪录，此前是陈满案的100万元。 冤案的国家赔偿多不多、够不够，以及精神赔偿的具体数额与纪录，这依然是值得公众讨论的衍生话题。毕竟一条人命，多少赔偿都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 昨日值得关注的另一条法律新闻则是，最高检要求“年底前全面铺开对派出所刑侦活动监督”，派驻监督抑或巡查监督，具体的监督方式自主可选。一桩冤案落幕，一项制度推行，看似并不相干的两个话题，其内在机理事实上无法分割。 这要从1994年的石家庄郊外奸杀案说起，按照彼时《石家庄日报》的一则警方文宣通讯，聂树斌被确定为奸杀案嫌疑人予以羁押的最初一周时间，就是在当地派出所度过的。在那期间，“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聂树斌”才有了卷宗里的有罪供述，那时的聂树斌只有20岁，略带口吃。当聂树斌案变成陈年旧事，人们才得以获知，在那一个星期的“突审”中，聂树斌“既有有罪供述，也有无罪辩解”，但该案件卷宗中前五天的讯问笔录却不翼而飞。 聂树斌与派出所，这两个关键词的相遇，说明了聂案纠错赔偿之后在全国范围对派出所加强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当然，聂案当时属于命案必破的范围，有专为此组建的专案组，但对案件的初审、前期介入，派出所作为刑侦行为的最末端，角色注定不容忽视———不论是作为最初羁押地，还是部分参与初审的人员。现在去追究那“一个星期的突审”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真的存在客观难度，时间久远，证据灭失，这是下一步错案依法追责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按最高检日前关于加强检察监督的安排，检察机关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目标就是要保证证据的合法性，确保指控犯罪的效果”。有必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要监督的派出所刑侦活动，不仅应当涵盖以派出所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全部刑侦行为，更包括以派出所为场地的所有刑事侦查活动，这本身只会有助于检察监督的加强，而无丝毫对现有法律授权的逾越。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检察监督是全程监督，不应以具体环节、程序人为划界。检察机关此次对派出所监督的具体形式中，“派驻监督”中的“驻所检察官”其实就是对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派驻监督的沿用。 派驻监督，监督的是执法者和执法行为，而不是孤立的执法地点。加强对全部刑侦行为的检察监督，应当置于司法体制改革以及部分检察职能被纳入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去看。加强检察监督，关键不在于强调和延伸了怎样的监督触角，比如从看守所监督到了派出所，关键也不在于是否把履行监督职能的检察官派到哪些具体的地方，改革成败要看检察监督职能本身是否真的被激活、真的奏效。“驻所监督”此前在看守所，但看守所里依然有类似“躲猫猫”等被羁押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现在“驻所监督”多出了派出所，那么类似聂树斌这样的冤案能否在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被及时发现、错误能否被及时纠正？ 当聂树斌遇上派出所，确立奏效的检察监督是对冤案进行制度反思的总目标和落脚点。每一环刑侦程序可能都人命关天，或者起码兹事体大，对制度监督的重申和强调都在昭示一个道理：出于对个体的尊重和对办案质量的保障，呼唤作为刑诉法原则的侦控审“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真正落地，从制度上避免部门之间“互相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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