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自按]人民出版社的《人物》第二期发表了采访我的专访,经该刊同意,我要来的电子版在本网首发。此前,已经有网友从杂志中扫描转换,在网上传播。这个稿子是钱扬记者的定稿,文字上比较准确。 发表此文,我非常感谢《人物》能够重视我这样一个中国的执业律师。同时,现在也不作任何说明和校改,保留原样。对于里面的出入之处,和其他采访对象对我的不实之辞和误解评价,一切保留不变。我会在适当的时间,进行说明和澄清。有些内容,比如1989年的内容,可能要到很久的将来,才能真正开始讲,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说。 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中国律师界的盟主,我则更不是。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期人物专访《改革都可探讨,革命切勿妄言》中已经充分阐明。相关的内容,李道演律师的《助理眼中的陈有西》已经有比较客观冷静的介绍。这两文都置顶在这里,大家可以结合本文阅读。道演的行文充分注意了超脱冷静的叙述,不作溢美。这符合我一贯要求朋友和助手的风格。 这里先公布我的几个人生阶段的座右铭: 从政时的理念:当官不要钱,要钱不当官。 做律师时理念:进可匡扶正义,退可养家糊口。 做人功业理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追求正义理念: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陈有西:盟主不好当 《人物》2014第二期 “他们就是一群刺猬,当时重庆那个状况下,大家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太近了,近了以后就互相刺到了。” 文|钱杨 林天宏 编辑|林天宏 采访|钱杨 葛佳男 李天波 林天宏 摄影|邵欣 Who is it 陈有西,李庄案第一季律师,盛名之下,也饱受争议。 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 陈有西先生的律所总部位于杭州,他的办公室门上方,挂着一块悬匾,写着“养心”二字,律所的下属们常开玩笑说,这是他的“养心殿”。他的办公椅,是一把巨大的王座般的豪华木椅,上面雕刻着张牙舞爪的二龙戏珠。椅子是他的朋友、某市法院一个副院长赠送给他的。他告诉《人物》记者:“我说你这个让我犯杀头之罪,他说没关系。”最后陈收下了这个礼物。 身边许多朋友与同行半戏谑地称陈为“盟主”。他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是近年来多起重要案件的代理律师—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李庄案”与“夏俊峰案”,并借此名动天下;多家知名媒体将其评为年度法治人物,以褒奖“他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陈也饱受争议,一些律师激烈质疑与抨击他的言行,甚至有人给他贴过“体制余孽”、“投机分子”、“两头讨好”、“尸居余气”之类的标签。 陈并不讳言他和体制保持着某种友好关系。当年决定接手“李庄案”第一季前,陈有西向杭州市司法局、浙江省司法厅分管律师的领导进行了电话请示。相关领导同意后,他才正式答应出任此案律师。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有的案子司法部门若明确告诉他不能接,他就不会接。 长期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知名记者杨海鹏对《人物》记者评价说,在中国律师界,在他所知范围内,很少有人比陈有西更有能力代理与体制相关的案件。“他非常非常懂政治,具备很强的预判能力及庭外庭内的协调能力,这方面他是很强的。” 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自己在用一副“不会乱来”的温和面孔与体制内保持沟通。“我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并用他们听得进、不反感的方式说话。体制内的人愿意跟我交往,愿意把话告诉我,自己的顾虑、弱点,这个案子要输输在哪里。(我就可以)进行辩护思路的修正。很多律师一进去就跟法官死磕、骂娘,越搞越砸。都会让他们反感。” 他从不排斥高层官员对案件进程的干预,并希望能从中借力。1月18日,出狱一年有余的前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他的案子进入了再审立案阶段。在发布会上,作为代理律师的陈有西向媒体总结此案能够启动再审程序的原因,一是律师团队“寻找到了扎实的新证据”,另一个则是“有比最高法更高的领导在关心这个案子”。 “中国的现状,没有领导干预,千分之一的机会都轮不到你。像胡耀邦当时会批示冤假错案,那这样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权力的干预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陈有西说。 有时,陈也会对官方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比如代理王功权案;比如,他公开评价最高法核准“刺杀城管小贩”夏俊峰死刑判决是错判;他为“李某某案”吆喝,认为最终法官给出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判决”。但他始终与一些激烈的行为—比如网络签名要求某某官员辞职—保持距离,“我也是省模范党员、优秀党员啊,我只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过了线的事情我不去触摸。” 他的微博和个人网站从未被禁言,“我不想做烈士,要做烈士没到时候。现在你去做什么烈士啊?都是很可笑的,标榜自己。” 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些言行表明了他“没担当”,“跪望体制”,而陈有西对此不屑一顾,他将其解释为“换位思考”。比如说,“跟法官打交道时,要把他视作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你要考虑下法官的难处,现在很多冤假错案不是法官的素质造成的。” 陈依然沿用体制内的一些方法来管理律所。杨海鹏对《人物》记者揶揄道:“(陈有西)那个律师事务所,搞得像个翻牌的厅级单位。”1月21日下午,陈有西正在办公室跟《人物》记者聊天,一个工作人员拿了3份律所文件走了进来。他中断谈话,略翻了一下,一一指出文件格式上的错误,比如标题上标点的使用,“要报”、“专报”之差,盖章错误等。随后他又从柜子里找出一本A4纸大小的黄皮薄手册,这是一周前律所年度大会的会议资料,其中收录了助手按照他建立的模板起草的年度报告,格式文风、内容结构都继承了他在体制内为领导起草工作报告的经验。他指着目录说:“过去我当院长秘书时,给省人大的汇报报告就是我写的。我们这就跟公安厅和高级法院开大会是一样的,非常正规。”“(别人会说)律师你发什么文件,很可笑。这就是我的一套工作方法。” 《人物》记者问:“除去当下的职业,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他回答:“国家行政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大法官,能够匡扶社会正义,守住社会底线的这种工作。这辈子可能做不成了。以前像陆游那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在杭州的官巷口等着皇帝来召见我,等了两个月一直不召见,他就回绍兴去了。那知识分子就没骨气了。我不会等着召见,但如果国家需要我,我是可以回去的,我又不要赚钱。但我肯定要按照我的执政理念来当官,我也不会扭曲自己,我恰恰是回不去的。” 一位与陈相交多年,后因观点分歧逐渐疏远的知名律师,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他评论陈有西:“他曾是一个体制内的失败者,怀才不遇,现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律师,一个成功精明的商人。他有时候会批评这个体制,但也不会太过分,他想回体制内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体制如果是天,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吧,翅膀修好了,想飞回去,人家不要他了,所以又有一些爱恨交加。他的立场是模糊的,他站在马路当中,两头的车都有可能撞倒他。” 白头发都出来了 现年59岁的陈有西,出生于浙江宁海农家。幼时家中赤贫。“我们家是整个村500多户里最穷的,10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我是长子,还有弟弟妹妹,每年的工分养不活我们家的生活,我经常吃番薯、南瓜(充饥),有时候连过年都吃不上大米。被凌辱、被迫害、被轻视,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自我奋斗成才,考上大学。” 陈高中毕业时赶上“文革”停止高考,他当了5年农民,种田挑大粪,“我十六七岁就想到不活了,既没有尊严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又没有房,自己个子也不高,也找不到优秀的女的,但我当时的眼界已经觉得农村的女孩子跟我没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所以我那5年没有谈过恋爱。” 1977年恢复高考,陈有西抓住机会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命运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他在体制内获得了疾速晋升的机会,工作第四年就成为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秘书。1988年,他又随领导调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院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 80年代末一场风波后,陈有西停止了晋升,他过得非常不如意。经济状况也折磨着陈有西,他一度因拿不出4000块钱让儿子进重点小学而束手无策。最后他拜托朋友找到校长,打了六折,但家里依然拿不出2400元,他到高级法院借了400块钱出差费凑齐学费,第二个月工资发了才还给单位。1995年,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决心辞职离开高级法院,与往年不同,那一年除夕,他没有接到一个拜年电话。 陈有西回忆说:“离开高院时,我家里就2000块钱,政府机关分给我一套房子,没钱装修,自己买来地板漆自己动手涂,没有叫装修工。原来做秘书的时候是很有权的,一下子权也没有了,变成无业游民了,连退休、劳保、医疗全部没有了。” 1999年,陈有西开办了自己的律所。那些年,他每天比前台姑娘更早到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1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无论是友是敌,都公认他是勤奋的人。一位与陈交恶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与陈交往较多的某杂志记者郑荣昌也说,“他不是一般勤奋,有的时候真让人担心,一天没有几个小时休息,不是写文章就是飞来飞去演讲,办案子,太辛苦了,他毕竟这个岁数了。” 陈有西的事业越做越大,律所从3个人扩大为如今的220人,开了5个分所,所接案子多为商业诉讼。2013年,律所首次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纳税1700万,律师平均收入60万。而陈有西本人的业绩比去年翻了一番,“我有奔驰车、有别墅,我这个办公楼买的时候1300万,现在最起码值5000万了,每年房租我就100多万,我一天一点事不做,稳稳地也有这些收入在那里。”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他是亿万富翁嘛,他的财产肯定上亿的。” “我不感到疲劳,就跟我做农民没日没夜干活有关系。我一天时间当两天在用,那么我的成就感就是两倍。”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我原来头发很厚的,现在头发掉得很厉害,白头发都出来了。” 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如果只衡量财富,那陈有西仅仅是中国众多富裕商业律师中的一个。而2009年底的李庄案令他一举成名,成为中国律师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李庄案第一季初发,陈有西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的长文,驳斥了《中国青年报》对律师行业的污名化。此文风格犀利,一针见血,一度洛阳纸贵,李庄家属看到陈有西的文章后,决定聘请其为律师。 那段时间,同样反对重庆的杨海鹏,与陈有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他对陈有西说过:“如果薄熙来上台,你我到时候都要完蛋。”他分析陈介入此案的原因:“没有人是天生的勇士,陈当然是有才华和正义感的律师,也有书生气。但也要考虑当时的背景。当时薄熙来对律师的打压迫害,触及了这个职业群体的底线,北京不少名律师也考虑过接手此案,但顾虑重重,而像陈这样的江浙律师,水平高,相对独立性强,也没有什么背景,只有他们上了。” 李庄案第一季二审庭上,李庄以认罪换取缓刑,随后,陈有西在网站上刊文,披露了交易细节,并表示“所有审判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随后,他又各处演讲,猛烈抨击重庆当时的做法。 李庄案第二季中,陈并未担任辩护律师,但被舆论认为这才是他在李庄案中“真正的出场”,杨海鹏打过一个比方,在李庄案第二季中,辩护律师斯伟江等是主演,而陈有西是总导演,“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陈有西除了给第二季律师团出谋划策外,还组织了李庄案第二季“全明星顾问团”,除陈本人外,顾问团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大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等。陈有西称顾问团为“自敲锣鼓自开张”,只发表对案情的看法,不去现场,不搞签名,“此案既复杂又敏感,江、张、贺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去现场,会影响审判,各方都不好办。” 李庄案第二季以撤诉告终,中国法学界与公众舆论一片欢腾。陈有西又撰文《谁的胜利?》,总结了李庄案撤诉的8点原因,将网民、良知、证据、律师、公开审判、顾问团等因素尽列其中。他宣称,“李庄案撤诉是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胜利,法院和检察院守住了底线,法官发出了应有的正义声音。” 杨海鹏说,其实当时他、陈、斯三人有一个默契,“尽管李庄案撤诉可能不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成法治的胜利,把它包装成法治的胜利,要给坚守良心的力量更多鼓励。” 杨向《人物》记者回忆,撤诉当晚,杨、陈、斯等人在上海康平路陈的律所附近一家“极其难吃”的贵州菜馆聚餐,在饭局上,大家开陈的玩笑,称陈是律师圈子里的“陈家洛”、“盟主”,“他毕竟打了那么漂亮的胜仗嘛”。但后来杨发现,陈似乎很享受这个称号。 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陈也毫不掩饰如今的志得意满:“‘盟主’是同行们对我略带调侃的褒奖。李庄案后,我在中国律师界的影响力很大,威望很高。现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律师像我,最高端的论坛我能进去,就那么几十个人,每次活动都通知我,而且我一到,哪怕50个人只有10个人发言,肯定有我。” “我每次到北京高端的论坛,见到的都是部长啊、著名经济学家啊,都是三中全会起草文件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主流意识是非常认可我的观点的,我和他们可以平起平坐。” “好多人认识一个企业家都不容易,身家上百亿、几百亿,搭界不上,我都是他们主动请我来演讲的。法律界的高峰论坛也请我,这些权威法学家都认可我,中国律师24万,你看这些人有一个能上大学讲台吗?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 “在重大法律事件上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是我,这种地位不是我当一个部长、当一个省长就能够取代的。这是对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 杨海鹏说,在内心里,他并不认为陈是什么“盟主”,他也从来不认为律师界能有什么盟主,“参与李庄案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之后,陈的表现也有点过,争功劳,夸大自己的作用,让大家不舒服。而且名气大了,他多了很多案子,同行是冤家,你抢了别人的饭碗,人家当然对你有意见。他们就是一群刺猬,当时重庆那个状况下,大家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太近了,近了以后就互相刺到了。” 蜜月期结束了 李庄案后不久,湖南的杨金柱律师发起万名律师签名活动,建议最高法院对《刑法》第306条作出司法解释的情况说明。许多律师呼吁李庄案后威望很高的“盟主”陈有西出来撑场,要求他参与签名。陈一直不参与,也不表态,说“想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随后的贵州“小河案”,标志着陈有西与部分“死磕派”律师开始分道扬镳。律师斯伟江告诉《人物》记者,“这个案子后,两方的蜜月期结束了。” 这桩被称为“贵州第一打黑案”的案件因审理地点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而得名。该案疑点重重,控方又一定要办为“铁案”,全国88名律师组团受聘无偿为57名被告出庭辩护,并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公开签名上书司法部长。在激烈的庭审抗辩中,曾有4位律师被逐出法庭,20多位律师多次受到审判长口头警告。“小河案”出现了不寻常的降级起诉(审理法院由贵阳市中院降级为小河区法院),许多律师因坚持程序正义而提出抗议,甚至“霸庭”拒绝庭审。 但陈有西再次使用了他的“温和”面孔。他没有参与签名上书,将这些违法程序一一记录在案,接受开庭审判。最终,“小河案”仍按黑社会定性作出判决,舆论一片悲声。唯有陈有西和朱明勇辩护的黎崇刚,从第二被告五罪指控,迎来无罪判决。一种声音认为,这是由于陈没签名换来的。 “小河案”一审判决后,陈有西与斯伟江、杨金柱两位律师就“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评价问题发生了冲突,双方激烈论战。陈有西的态度是,法官顶住了部分压力,排除了部分罪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产生了作用。斯、杨两人认为,判决虽然不是最差的,但仍然不及格,部分让步是因为正义群体抗争的结果,没看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陈有西对《人物》记者辩白道:“之前坚持原则的律师成功了吗?省里就让他在这里审,法官有什么办法?再抗议下去,律师都被赶光了,还怎么辩护?我是改变思路,尽到责任,指出他违法,还是要跟他(继续)。你走掉了,就行使不了律师的功能。” 在杨海鹏看来,“有些案子需要做强有力的对抗,有些案子需要用韧性在庭内庭外进行博弈,不可一概而论。死磕派的律师贡献很大,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外部动力,从情感上我是向着他们的,但我的理性又告诉我,当对方出现了妥协和改进后,也应该对个人姿态进行修正,和体制的良性互动,这是陈的强项。” 随后,在几次重大案件——如宁波PX案、北海案、夏俊峰案中,陈的“温和”态度也一直让死磕派律师们失望。两方网上互骂,矛盾越积越深。 201 3年底,《人物》杂志与陈有西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这篇访谈中,陈有西评价一些中国律师,“对社会转型太慢、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抱有深深的失望,产生了急躁情绪。今日一些中国律师,有3个榜样,美国律师的政治家功能,民国时期施洋大律师的煽动家功能,台湾美丽岛律师的革命家功能,认为中国律师要有担当,就要当民众觉醒的领头羊,要当街头革命家,要当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支持者。” 访谈发表之后,“死磕派”律师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自己“气得发抖”,他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公开信,题为《给陈有西的公开信:有律师妄言革命吗?》,并张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引发了两方的一场乱战。 袁是中国不多的专职打行政诉讼官司的律师,有人称其“行政诉讼第一人”,因其公众言论向来大胆直接,熟识袁的人称其是律师界的“李逵”。袁跟陈在业务上本没有太多交集,此前与陈的交往仅限于吃过几次饭。袁的朋友斯伟江、杨金柱等人与陈论战时,他在观点和立场上更倾向前者,经常跟帖批评陈,最终被陈在“忍无可忍”后在微博拉黑,已快一年。 在公开信中,他称陈的言论是对“死磕派”律师“恶毒的栽赃和诋毁”,还会给打压律师的人提供把柄,简单来说,就是“递刀子”。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他相信陈有西具有“主观上的恶意”。 他质疑陈有西在面对他自己代理的公共案件上态度不端正。陈的原话是,“这一年我的成就感很大”。袁则以夏俊峰之死和李某某案质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袁自己代陈回答,“除非你心中只有你自己,别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都无关紧要。”他质疑陈在为李某某案吆喝时拿了钱,“到底有没有收钱,我们也不得而知。按照你的性情,我不大相信没有收钱。”他还翻出了陈有西与司马南的旧日合照,贴在自己微博上,这一张照片曾让不少激进网民对陈有西发动攻击。袁的公开信和微博,被许多律师转发或评论,双方各表立场,互相抨击,其中亦不乏谩骂之语。 互相尊重的敌人 陈有西至今不打算回应袁的公开信。他语气轻蔑地告诉《人物》记者:“很多人劝我跟袁论战,我说我不会跟他论战,今天明确地讲,他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 陈在微博上对袁裕来及其他批评者冷嘲热讽,称他们是“白痴”、“发疯”、“小丑”、“自己都不知道想干什么的糊涂蛋”、“没有基本的自尊自爱,必须保持距离,以免沾上臭味”、“无端生事的小人”、“六个粉丝的小牛杂”。并且把批评者不断拉进黑名单,如今黑名单里已经有1700多人,“微博可以拉黑2000人,上限还没到。” 陈有西将长期在微博上批评他的人细分为5类:“一是重庆薄王死党和极左分子;二是律师业务中的利益相对方,我阻了他们的阴谋和财路;三是小人之心,无端争江湖地位,不断贬损我,以便炒作自己的‘英雄形象’;四是观念不同者,一开始想绑架我参与他们的阵营;五是巴结我不成,改为攻击的。这些人都是动机可疑,不可理喻。” 他不允许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上出现谩骂之声,微博上类似的批评不可能出现在这个网站中。“我不会让它发出来的。”陈的一位助手,32岁的李道演对《人物》记者说。一位接受《人物》记者采访的律师,讥讽网站“只有表扬他的声音”,而陈的理由是,这是他的个人园地,不许他人放肆,并强调自己删除的只是谩骂话语,并非不同意见。 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他曾亲见陈有西审核并删除了一些尖锐的批评。 郑荣昌向《人物》记者回忆,“小河案”一周年时,许多律师与记者在当地又开了一次研讨会,郑发现很多在公众场合对陈持有批评态度的人,私下其实还是“挺尊重他的”。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律师发言时点名激烈批评陈,但没有得到什么呼应,发言完毕也没有人鼓掌。回北京以后,郑给陈打了个电话,把这种感觉说给陈听,希望他能对那些律师友好些,团结他们,但郑感觉,陈当时的态度“好像有点不以为然”。 陈有西向《人物》记者分析他饱受批评的原因:“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所以说要成为一个大人物那是不容易的,我也是慢慢学习做大人物。你们这次访谈再出来,他们更嫉妒了。” 无论与陈关系如何,几位受访对象对陈的性格皆有非议。上文中那位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的律师,要求匿名的理由就是:“因为有西那个人他不大接受得了批评,所以如果用我的名字发出来,我就不愿意谈,毕竟我们还是要见面的。” 郑荣昌与陈历来交好,但对于陈回应批评者的方式,郑也持批评态度:“性格上的问题,可能妨碍了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人物。如果他真正想在中国做一番大事业,他应该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的律师,珍惜那些人的贡献,更大度地去对待那些批判性的意见,有的可以不予回应,有些可以更大气地回应。” “我替他个人难过,更多的是为这个国家难过。你看他跟这些律师团结的时候,优势互补,中国律师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非常团结,显得非常强大。律师们让我似乎看到了很大希望。但是很遗憾,后来他们越来越不团结了。” 对于陈和他的批评者们如今的表现,杨海鹏也觉得很失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大方向,他们是一致的,即使是敌人,也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敌人,不至于搞成现在这种斯文扫地的局面。我们没有培养职业共同体的土壤,好内斗,戾气重,公共空间被权力蚕食,发育不成熟,人们价值观分裂,又缺少公共对话需要的素质和教养,这就是转型期中国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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