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市场经营过程中，因签订、履行合同所发生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不清问题，是困扰企业老板们的主要法律问题之一。合同诈骗犯罪在我国经济犯罪中占据的比例多年来一直约在28%左右，是我国经济犯罪中的第一大罪。 
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2001年的《立案追诉标准》规定合同诈骗数额为5000－2万元以上，就可以立案追诉。2010年的《立案追诉标准（二）》对立案标准予以修正，有二：1提高到2万元为起点这一个数字；2把个人与单位合同诈骗的立案标准统一，即同为2万元。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数额高于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诈骗犯罪的立案标准规定为：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即诈骗罪以3000－1万元为立案起点，而合同诈骗罪已经一律改为2万元了。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第224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一、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的首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主观条件。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主观要件的，不构成诈骗犯罪，只能以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进行民事诉讼。
1、非法占有
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也未取得所有权人的同意，采取侵占、侵吞、盗窃、哄抢、私分、截留、回扣、贪污、受贿、骗取、挪用、占用等手段，而欲达到使财物脱离财物所有权人的控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为自己所有的行为。
2、现有刑事法对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
A、1996年12月最高法《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１、虚构主体；
２、冒用他人名义；
３、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４、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５、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６、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B、2001年1月《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
“（三）关于金融诈骗罪
1、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１）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２）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３）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４）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５）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６）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７）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二、司法实践中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做法评析。
通观前文两个最高法的解释，结合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非法占有为目的”本身是主观思想中的东西，只能借助于行为人的客观外在表现进行判断，即通过行为人的方法、手段、途径、结果这些客观事实来进行判决。
2、在一切诈骗案件中，行为人承认自己本来就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主观动机才与他人签订和履行合同，因此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不能归还的，占极少数。绝大多数行为人即便出于本能，也不会承认该点。
3、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采取的是主观推定的方法，即是由具体的办案人员来完成这个推定过程，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加入个人的主观意志、感情色彩，甚至是纪委、上级领导的长官意志。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大量的经济纠纷被以合同诈骗、贷款诈骗追究刑事责任，即出于此。
4、推定的标准立法不明确、不明晰，并没有整体划一的客观标准，文义性的规定弹性很大，可以这样推，也可以另外推。推到这边是合同纠纷，推到那边就是合同诈骗，一线之隔，法律后果极其悬殊。
5、对“标准”的理解，仍然是由办案机关、办案人员从个人的理解角度出发进行的，除了个人的经验、学识影响因素外，多是采取循环定义的方法，如用“还不上钱”来解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再用“非法占有为目的”来解释造成了“资产损失结果”。
6、所谓的“明知”认定尤其突出，是经济犯罪中的最大争议焦点，又是造成一部分诈骗案错案的根源。在合同诈骗犯罪中，不否认一部分案件是行为人是在已经资不抵债、已经没有资产的情况下继续故意实施合同行为，其构成诈骗无疑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明知”有强加之嫌，其建立的基础仅是在“钱还不上”这个事实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反向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论造成合同结果的客观外在因素、市场风险、特别是行为人到底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动机才实施了整个合同行为， 这种反向推定的做法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属于客观归罪。关于这个问题，还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产生的时间点、时间段的问题，还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消除和改变的问题，相关论述参见本网笔者其他文 章。
该“明知”问题还包括： ①“明知”的主体是谁，从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这是行为人的“明知”，但行为人是不是“明知”，办案机关如何知道？ ②“明知”的内容是什么，行为人才是合同的实施人，他最知道合同的实际情况，仅从合同结果造成了钱财损失，就认定行为人在事先就“明明知道”，极不客观。如果事实上在合同之前行为人已经知道签订合同也不是为了履行，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骗取对方钱财，这认定“明明知道”没有问题；但如果合同履行不能是因为市场因素、价格因素、资金链问题造成的，则合同损失结果与“明明知道”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③对“明明知道”的认定，在多数情况下，司法机关拿不出来确实、充分的证据事实，而只能以表面上的案件事实即财产有损失、钱还不上来解释一切，仍然属于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④“明知”还掺杂了资产评估不实、漏评、错评的问题，以不实的资产评估造成“资不抵债”“事先没有履行能力”的表象，来论证“明知”的成立。 ⑤并存在案件未经法院判决，涉案资产就被非法处置，制造人为的“资不抵债”的尖锐问题，今年夏天被匆匆杀掉的曾成杰一案中，这个问题就十分突出，直接造成了曾的公司是否真的“资不抵债”的问题。
7、由于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立法永远无法制定出周全的解释和标准。这类案件只能这样办下去，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会如此。
（未完待续） 杨佰林 二○一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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