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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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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集程序与实体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实现的功能在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审判效率,同时也能激励嫌疑人如实供述自身罪行,积极赔偿受害者,起到安抚受害者创伤的作用。


从概念上来看,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等从宽情形的构成要素存在部分重合。二者共同点都在于如实供述自身的罪行,实现的功能都在于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认罪认罚制度也有其独立的价值,其所实现的功能是自首、坦白的等其它相关制度实现不了的,自首坦白制度是嫌疑人从事实层面上对自身的罪行进行如实供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嫌疑人一定会接受司法机关对其作出的判决结果,在程序法定原则之下,自首、坦白者与公诉机关仍然需要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质证和辩论,不服判决的,有权提起上诉。因此,自首、坦白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为了进一步简化司法程序,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认罪认罚制度的产生便具有了其合理性。其实质是对自首、坦白制度的深化和系统化,进一步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与大量的刑事案件之间的矛盾。司法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规则时,应当严格遵循其构成要件,避免与其它从宽情节重复评价。因此需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和内涵划定清晰。


首先,何为认罪。通常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和自首、坦白情节相同;二是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三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四是认罪时间应当有所限定。随着认罪时间的早晚而有梯度的从宽量刑,认罪时间越早,则可获得的量刑利益越大。认罪的最佳时间应当是嫌疑人到案以后就及时认罪,若直到开庭,嫌疑人才当庭认罪的,此时认罪产生的从宽量刑利益应为较小。因为本质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用国家司法资源换取嫌疑人的相应量刑利益,若嫌疑人直到开庭甚至判决作出前才认罪,此时司法机关已经投入了一定的司法成本,若给与嫌疑人过大的量刑利益,已不适当。嫌疑人一开始就抱着侥幸的心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随着案件的调查推进,其发现形势不对,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再表现出认罪态度,此时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为了防止嫌疑人两头受益,此时即使嫌疑人构成认罪,但相应的从宽量刑的利益也应当严格限制。



其次,何为认罚。可以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去理解。主观上对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持异议;在客观上积极退赃赔偿,并签订了具结书和赔偿责任书。对于非法获得的利益,及时退还,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积极赔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嫌疑人为了获得较大的量刑利益,承诺给予被害人较大的赔偿,然而在案件审理期间却迟迟没有履行完毕赔偿的义务,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嫌疑人实际缺钱;也可能在于嫌疑人承诺较大赔偿只是个幌子,其企图在获得量刑利益之后,开始耍赖。因此司法机关在这一特定认罚的问题上,应当灵活把握,在嫌疑人财力足够的前提下,应当要求嫌疑人及时(例如在量刑建议做出前)向被害人赔偿。若嫌疑人确实财力不够,在穷尽所有赔偿可能之后,仍未能足够支付赔偿的,也可以认定嫌疑人为认罚,但应当要求嫌疑人写下承诺赔偿责任书。


另外,嫌疑人认可适用简化的程序应当属于认罚的范畴。嫌疑人认可适用简化程序,实质是放弃了部分可以在法庭上质证和辩论的权利,嫌疑人认可自己质证和陈述的权利被削减,这属于认罚的一个构成要素。对于是否可以上诉的权利,对嫌疑人应当严格限制,因为其在签订具结书时,较为明确地预期自己可能受到刑罚的幅度,表明了其服从判决,若允许其上诉,可能意味着嫌疑人否认了自身认罪认罚的一些事实,此时,嫌疑人已经获得的认罪认罚带来的量刑利益,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司法机关也难以收回给予嫌疑人的量刑利益。因此对于嫌疑人是否上诉的问题,应当严格限制。但是也可能存在例外,若嫌疑人是基于对公诉机关的误导而错误地陈述了自身犯罪事实,或者对公诉机关的定性与量刑产生误解而错误予以认可,此时,应当允许嫌疑人提起上诉。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的过程中,应当是以书面审为主,以开庭审理为例外。



再次,何为从宽。从宽是指在嫌疑人认罪认罚之后所获得的量刑利益。在此应当准确甄别从宽量刑的原因,分辨出是基于自首坦白而产生的从宽量刑还是认罪认罚产生的从宽量刑,避免对嫌疑人的同一行为作出重复的量刑评价,破坏罪刑相适用原则和嫌疑人的刑罚期待。


另外,需厘清酌定不起诉与从宽的关系。在一些犯罪轻微但不至于让公诉机关酌定不起诉的场合,即使嫌疑人认罪认罚,也不应当足以使得公诉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的决定。从宽量刑的前提是嫌疑人应当受到刑罚,只是受到的刑罚会相对从轻,而酌定不起诉是考量到嫌疑人可以不受到刑罚制裁。二者对刑罚的适用与否存在较大的距离,在刑罚幅度上不是相互连接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嫌疑人已经与公诉机关达成共识,签订了具结书,但是对于法院,也应当严格把握证明标准,不能因为他们共同达成的协商节省了司法资源,就降低证明标准,若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至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则不应当作出有罪或者罪轻的判决,避免发生他人顶包替罪的现象。坚持严格的证明标准也可以保证公诉机关高质量完成工作,而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嫌疑人协商谈判,以确保司法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