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证据关联性的质证【杨佰林】

关联性是证据获得证据资格的首要条件，不具有关联性的不能进入案件，更不允许被采纳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关联性的规定：“相关性证据是指使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如果有此证据将比缺乏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9条：“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可见关联程度是证据证明力的重要条件。

关联性需要从以下方面查证：

其一、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并非所有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都具有相关性，只有那些能够证明关键性待证事实的证据，才具有实质的关联性。对于那些证明案件细枝末节问题的证据材料，因与关键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故无须作为证据使用。

其二、必须依照法律程序，由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

未依法定程序，即使收集到了该证据，也可能因程序非法而使该证据丧失证据资格。证言证据中如口供，刑讯逼供的即属于非法证据，即使供述的是真实的犯罪事实，因程序违法，也必须排除。客观证据中如各种现场物证、电子证据，如未依法定程序收集和记录，如不能补正和做出合理解释的，也将使证据丧失证据资格。

关联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证据的来源，必须合法、明确。不明来源的证据，以及不能证明来源符合法定程序的，不具有证据资格。笔者辩护的一起贪污罪案件中，办案机关收集了大量的在案发后组织人员制作的所谓“情况证明”及新补充的“建材用料清单”，庭审时用不着质证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单就该证据是如何形成的、来源如何、又是如何进入到本案的这一个问题，就够了，公诉人当庭回答不出来，关联性存疑，该等证据录放即被排除。

其三、证据使待证事实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

即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对于直接证据，例如证人证言或者被害人陈述，法官比较容易作出判断。对于间接证据,例如物证或者鉴定意见，法官需要依赖个人经验、常识、专业知识以及对人的行为和动机的理解去判断。

证据的关联性，既是逻辑判断，也是经验判断。对举证方而言，当庭阐释证据的关联性，实际上是司法证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明确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才能体现证据的证明价值。如果不能揭示证据的关联性,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也就无从谈起。有的案件中，虽然有大量证据材料在案，但是其中只有少数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其他证据只不过是与待证事实无关的案件资料的堆砌，对于犯罪事实的证明并无价值，这一滥竽充数现象在经济犯罪案件中比较明显，庭审中往往有众多案卷中的证据资料在法庭上并不涉及，更谈不上出示质证，已经完全失去了证据价值。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防范冤假错案意见》第九条规定：“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命案，应当审査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同一认定就是从关联性上决定该等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资格。

2018年三项规程中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査规程》第四十六条对证据的关联性第一次作出了明文规定：“通过勘验、检查、搜査等方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如呼格案中的花衬衣，这本是十分重要的一份客观证据，但由于无法证明其来源，关联性无法证明，在再审中被依法排除。